“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经济学家不拿工人当人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张丹丹在访谈节目中关于“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的言论引发全网炮轰。

为防止断章取义、以讹传讹，我还专门找来原视频看了一下。主持人明明问的是外卖员、网约司机、制造业零工等这个群体有什么社会保障，张丹丹却答非所问：“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灵活就业的人来说，“灵活”并不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福利”，而是在找不到稳定工作、遭遇裁员或原有生存难以为继时的被迫选择，所谓的“灵活”就是“手停口停”。网约车、送外卖、送快递被很多人戏称为“失业三件套”，这种现象本身已经反映了所谓“灵活就业”的本质。

而在第一财经《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的节目里，张丹丹又提出过一个令人扎心的对比，经合国家每周工作30多个小时，而中国的劳动者每周工作40多个小时，其中农民工群体每周工作50多小时，外卖等平台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长达到了惊人的60小时，过长的劳动时间挤压了消费时间和生育抚养时间。

可见，张丹丹自己也知道，灵活就业群体所谓的“自由”相比朝九晚五群体，在时间上其实并不自由。

张丹丹的研究课题以零工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为主，然而灵活就业群体也仅仅是张丹丹的“研究对象”而已。当别人指出灵活就业群体没有保障时，她就说灵活就业群体“自由”;当别人提出振兴消费、提高生育率时，她又说灵活就业群体工时过长。合起来灵活就业群体不就是妥妥的“耗材”吗?要么得为就业率做贡献，要么得为消费和生育率做贡献。

现在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拿工人当人，而是产业竞争和资本增值的工具，“冷静”到令人发指!

例如，张丹丹在讨论制造业出口为什么这么强时，指出我们的用工成本能压到极低，然后在国际上就有竞争力。怎么降这么低的呢?张丹丹分析说是通过零工的方式把用工的成本已经压到了可能全世界最低，比如这个订单只能做一两个月，我就一两个月搞点派遣工把订单干完了，不需要长期工……张丹丹并没有从立场和情感上，对这种现象作出任何质疑，反而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劳动力是极其的好用并且便宜，对于我们的制造业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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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这段讨论之后，主持人才提出灵活就业群体已经很庞大，他们有什么保障的问题。

张丹丹本科毕业于人民大学人口与社会学院，在社科院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与商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2012年加入北京大学任教，北京大学博雅青年学者、木兰青年学者、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现任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透过这份光鲜的履历，我们看到了一个典型的官僚型学者精英形象。她以留守儿童、城乡劳动者、灵活就业群体为研究对象，拿国家级重点课题，这仅仅是她的一份工作。我们要求这样的朝九晚五的体制内精英对灵活就业群体有什么真诚的立场、情感，的确苛责她了。

然而，当她触碰这些话题并发表观点、给出政策建议的时候，“没有立场”就是最鲜明的立场。因为我们工人是一个个有血有肉、应当有尊严的人，而不是冷冰冰的工具，既不应该是资本增值的工具，也不应该是经济学家拿来做课题的工具。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灵活就业群体的持续增加和低待遇、低保障问题怪罪到一个经济学家身上，但这位经济学家所处的位置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力量却是值得劳动者沉思的，这本身就反映出了很多无法言明的问题。

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灵活就业人口预测达3.2亿人，已经占到就业群体的将近一半，这里不仅仅有外卖、网约车等平台工作者、个体商户，还有越来越多的季节性劳务派遣工和零时工群体。

不要以为只有那些“底层无用”的人才会沦为灵活就业群体。即便是被视作高薪的互联网大厂，也已经把软件产品设计成不同的模块，化整为零、外包给不同的供应商，这些供应商既可能是一家有多名雇员的企业，也可能是“一个人的企业”，也就是所谓的“零工”。零工经济已经覆盖制造业、餐饮、IT、设计、文化和金融等多个行业。

所谓的零工经济的蓬勃发展，绝不是什么经济形态的进步，而恰恰是资本无序发展、贪婪无度、无限压低用工成本的结果。

数字技术和AI的发展为资本平台提供了灵活用工的更多可能。平台通过将劳动者定义为“独立承包商”或“合作伙伴”，规避了传统雇佣关系下应承担的社会保险、带薪休假等成本，从而达成“去劳动关系化”策略，将企业运营成本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劳动时间被弹性工时和算法全景监控彻底切碎，劳动者的生命时间全面转化为剩余价值的源泉，一面是必要劳动时间被不断缩减，一面却是劳动者实际劳动时间不断延长;此外，在激烈的平台劳动力竞争过程中，平台还有能力持续压低单间任务的报酬，实现“超级剥削”。

对于灵活就业的劳动者来讲，看起来时间上是自由了，但平台通过算法制定了严苛的规则和隐蔽化的控制手段，劳动者为了维持收入生存下去，不得不进行“自我剥削”，将健康、安全和时间压缩到极致。与此同时，劳动者享受的所谓“自由”，却从流水线上可见的集体变成了几乎相互不可见的竞争对手和一盘散沙，实质上是失去了组织保障和集体谈判权。

从宏观层面讲，零工经济大规模动员和吸纳劳动力，模糊了就业与事业的界限，既让统计数据变得好看，又创造了一支庞大的随时可供剥削的产业后备军。零工经济的低成本优势有反过头来对传统就业行业的就业形态形成巨大冲击，既压低了整个行业的工资水平，又逼得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转向“灵活用工”形态。

所以，零工经济绝非劳动关系方面的进步，而更像是一种倒退，回到了前工业时代那种不稳定、无保障的“打零工”状态，只不过披上了“自由”和“科技”的外衣，几百年工人运动和斗争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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