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就业”的革命星火

在社会的普遍意识中，“灵活就业”没有“正经”的单位、没有“正经”的岗位、没有“正经”的劳动合同，等同于职业的盲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具有“大院”或者“大厂”正式编制的就业“正经”得令人趋之若鹜。虽说劳动不分贵贱，可是“灵活就业”的词义中存在着无形的歧视。

产生歧视的其中一个因素是什么叫“灵活就业”并没有严谨的定义。这个词自诞生之日起只是职业划分的兜底类目。独立经营者、个体劳务提供者、短期务工人员以及平台经济产生了各类新兴就业形态在实质上是千差万别的，而唯一的共同点不过是这些职业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

法律上的劳动关系就是一个劳动者受雇于一个资本家的经典雇佣关系，也就是劳动法律法规的调节对象。法律上的劳动关系对于劳动者来说是一种保护，而对于资本家来说是一种约束。先是资本家创造了“灵活用工”，后面才有劳动者的“灵活就业”。

“灵活就业”的兴盛大大降低了资本家的用工成本，大大提高了剩余价值率。“灵活就业”的数量越来越多，甚至在部分统计口径中成为了当今排名第一的就业形态，取代了民营经济雇工在国民经济私有制“大跃进”以来的固有位置。民营经济引以为傲的社会保障责任正在逐步走向虚无化。

上述虚无化的动机是民营经济背后资本的精致利己主义，然而由此造成的民营经济雇员向“灵活就业”的流失却带来了民营经济主体的普遍空壳化而走向崩解。民营经济主体普遍的崩解又加剧了劳动者的职业不确定性。为了生存，传统职业的藩篱纷纷倒塌，“灵活就业”成为了劳动者统一的共同“宿命”。

如果说引入市场经济打破单位负责劳动者一生的“铁饭碗”是一场伟大的革命，那么劳动者普遍的“灵活就业”化就是更加伟大的继续革命。劳动者不得不意识到，任何“异我”的力量无论多么强大，都是不可靠的“纸老虎”，人类的幸福只能靠解放人类自身去争取。

资本家妄图用“灵活就业”把劳动者变成用之即弃的零件，却给自己的经营带来了大量逆向选择的危机。“灵活就业”让劳动者可以更加自由、自主、理性、审慎地支配自身向经济大循环的每个毛细血管渗透，任何微小的机遇都有可能带来翻天覆地的个人与时代命运改变。

一部分人的“先富起来”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主体能动性发挥的结果，这意味着更多人的主体能动性发挥可以带来更为普遍的富裕。遗憾的是，历史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选择了更为保守的道路。另一部分人并没有如顶层设计者盼望的通过被动地受雇于“先富”的群体而实现近似的富裕程度，反而随着历史的发展陷入更为严重的命运不确定。可见，“共同富裕”是无法依靠富人的高尚情操实现的，可以依靠的只有打破资本霸权的阶级斗争。

普遍的“灵活就业”客观上消灭了劳动者的职业差异。没有职业差异的劳动者必然走向空前的团结。团结的劳动者的主体能动性将会超越个人利益的私念。一个纯粹的公平就业环境和劳动光荣彰显的时代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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