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文明患癌

　　湘雅二院刘翔峰案今年以来爆出的一系列涵盖录音在内的新证据，勾起了国人非常不好的一段有关过去的记忆。

　　器官移植在法律层面得到认可源于八十年代(1984年10月9日《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那是一段极为特殊的岁月，阶级鸿沟的初现端倪和海量的“现实需要”，共同促成了医疗史册中擢发难数的灰色旧事。

　　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在《柳叶刀》上撰文：

　　在2007年以前，有超过600家医疗机构从事器官移植，这种局面非常混乱，因为受经济利益驱使，发生了许多不法行为和不符合标准的器官移植。”器官交易甚至引发恶性犯罪。

　　2007年7月3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谋杀案，河北省行唐县39岁乞丐仝革飞被谋杀后，五个器官被凶手王朝阳摘除，卖给某医疗机构。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王朝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四个月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涉案的五名医生被卫生部吊销医生资格，涉案医疗机构受到处罚。

　　仅两年后，贵州兴义又爆出轰动全国的大案，兴义警方发现一具流浪汉的尸体，全身器官全部被摘取。经过调查发现，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三名医生涉案。

　　医院系统参与，专业医生主刀，权力亲自下场，交易链路闭环，一层又一层人为的封闭式作业让非法器官交易始终难以根除。

　　21世纪前十年，中国每年有逾150万名危重病人的生命需要靠器官移植来拯救，但实际供体不超过一万个。

　　至2010年代初，中国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约0.6/100万人，为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陈忠华曾表示：

　　2003年到2009年8月，中国内地仅仅有130名公民死后成功捐献器官。

　　2014年中国器官移植大会上披露的数据称，2010年到2013年这三年内，公民死后捐献器官的数量仅为1448例。

　　“供不应求”，造就了令人发指的灰色产业“蓬勃兴起”。

　　恶象，一度在十八大后得到了空前整治。

　　2013年9月1日，《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该规定在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165家医院中强制推行“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

　　半年后，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成立，黄洁夫任主任。该委员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领导，对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的管理工作开展顶层设计并拟定相关政策，其秘书处设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医管局。

　　到2014年，北京市、广东省、浙江省等地的三十八个大型器官移植中心已停止使用死刑罪犯器官。

　　那年年底，由中国医院协会主办，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医管局、云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单位支持的“2014年中国OPO联盟研讨会”在昆明市召开，黄洁夫在会上首次宣告：

　　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将停止死刑罪犯器官的使用，器官移植一律使用公民器官捐献。

　　这是中国首次宣布停用死刑罪犯器官的时间表。

　　黄洁夫当时还表示：

　　2007年通过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正在进行修改，将更名为《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以实现公民自愿捐献是器官捐献的唯一途径。

　　至此，公民去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在此之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严重依赖死刑犯渠道获取器官的国家，其间非议不断......

　　黄洁夫在《在摸索中前行的中国器官捐赠》一文中曾称：

　　中国大约有65%的器官来自死者，这其中超九成来自死刑罪犯。

　　这，显然是诞生无数罪恶行径的温床……

　　甚至直到今天，包括代孕等非法肉体交易仍然若隐若现的时时登报，没有任何人敢言绝迹。

　　非法器官移植对人类社会伦理体系的冲击是系统性的，其伤害不仅限于个体生命，更动摇了医疗正义、社会公平和人性尊严的阶级根基。

　　这些，我去年在尼泊尔拍摄国际器官贩卖黑市“重镇”——加德满都“卖肾村”时，已深感震撼并做过大量采访和评析。

　　推荐阅读：尼泊尔恐怖的器官交易黑市

　　当富人阶级和权势人物可以对走投无路的穷人实施生物性剥削，当医院组织和职业医生可以对抗拒无方的患者进行生理掠夺，当自持业务专业与知识垄断的救人之术沦为杀人流水线，当强者肆意妄为的拆解弱者躯体以延续自身生命与阶层高位的「达尔文主义暗示」可以大张旗鼓的在社会蔓延……

　　人格的物化，这是文明患癌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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