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61年4月

　　4月1日晨，到达武昌南站，在专列上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汇报他二十七日回到湖北后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包括社、队规模，供给制，食堂，粮食，手工业、副业问题，还有商业问题。下车后住东湖客舍。

　　同日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胡耀邦、王任重在座。毛泽东说：你们这次来看中国，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十一年，大概要几十年才能看到显著的成绩。你们革命胜利，我们很高兴。你们政府的名字也取得很特别，叫作古巴革命政府，有“革命”二字。中国革命经过对内对外的革命战争。我们曾经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花了很大代价，找到了一条民主革命的政治路线。所以，我们对阶级斗争、革命斗争比较熟悉，对于建设，如发展工业、农业，我们比较不熟悉，经验还不足。十一年的时间当然相当长，但要学会经济工作，还是困难的。最近几年，我们的工作比较深入，这方面的教训也比较深刻。如何增产粮食、发展畜牧业和多种经济作物，如何炼钢、炼铁、增产煤炭、制造机器，如何找到石油并且提炼制成各种可用的石油产品，所有这些都要有一个综合的平衡。现在可以说有点经验了，也不能说有很多经验。苏联经验比我们多。我们现在有一条经济建设的路线，有些成绩，但不完全，有缺点。假如你们十年后再来，我们可能有更多的经验。基本的一条经验，就是要同群众合作，不要脱离他们，要得到群众的同意。经济建设路线也好，理论也好，总是发动人民群众，同群众合作，从群众那里发源，如工厂一样，他们供给我们原料。意识形态是概括群众的反映。阶级的经济基础消灭了后，它的意识形态、思想方面是可以改造的，但时间要长。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都是可以改造的，有一部分没有希望，是要反对我们到底的。

　　4月3日晚上，同王任重、张体学谈话，主要谈食堂和供给制问题。张体学从河南回来，向毛泽东反映河南的情况。

　　4月4日晚上，同王延春谈湖北农村人民公社情况。

　　4月5日晚上，同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处书记赵修谈话，了解人民公社情况。

　　4月6日晚上，同周恩来谈一九六一年的基本建设计划问题和老挝问题，王任重参加。

　　4月7日下午，同农垦部部长王震谈话。毛泽东询问国营农场怎么样，有搞头没有?究竟有多少荒地可开?这几年高等学校训练了一些农业化学、土壤肥力的技术人员没有?我从广州过来途中，在火车上看见插秧还是太密了。王震谈到瞎指挥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是由于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毛泽东说：在政治上也是这样，关于所有制的问题，关于公社的组织规模问题等，这方面没有像教科书那样发个本子，所以出了许多乱子。“十二条”只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和“调”的问题，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和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六十条”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六十条”对技术问题没有解决。你和农业部用几个月时间找些全国农业科学技术专家来研究一些技术问题，国营农场也来研究些技术问题。科学技术问题也要调查研究，可以编个教科书吗?你们就是要讲科学技术，我很赞成你搞科学技术。打仗要军事技术，生产怎么能不学技术呢?从来我们都主张学技术，政治挂帅，就是要掌握技术。毛泽东听王震说吉林编的农业技术课本写得好，要王震找一本给他，翻译苏联的技术书好的也给他。毛泽东说：五保户还要供给，有点共产主义。五保户有的是完全失去了劳动力的，有的有各种原因，要保证他们的生活。现在调查，五保户只占百分之一，人数很少。毛泽东说：在农村中真正将所有制问题改正过来，生产队之间的、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解决了，上面的瞎指挥完全改正过来，真正搞好了，形势有的一年就可以转过来，有的要二三年。二三年不搞积累，农民多生产多留，多留就多得多吃。社、队都要有点积累，将来定个比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现在社队有点积累。

　　4月8日下午，离开武汉，前往长沙。临行前同王任重谈话，强调要走群众路线，要坚持两项基本原则——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

　　4月9日晚上，在停靠长沙的专列上同张平化谈话，了解湖南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及整风整社的情况。张平化说：讨论“六十条”时，争论比较多的是三个问题，食堂、供给制、粮食定购。通过参加讨论，觉得自己原来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原来认为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说：才不是哩!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几个问题，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还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张平化说：供给部分可以少于百分之三十，究竟少到多少，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估计可能是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十之间，或者百分之十左右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毛泽东说：是不是不要那么多?如果只包五保户，补助困难户，就可能不要那么多，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决问题。基本原则是两个，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我看在两三年内新的公社不要去搞积累了，万万不要再平调了。那末公社干什么事呢?就去搞政治领导，搞“六十条”中规定的公社管的那些事。我看就是要恢复一九五七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那一套。湖北在群众中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也是这么几个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另外还有手工业问题、商业问题，集中在前面四个问题。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是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从前我们总认为郑州会议解决了问题，搞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一套。而到现在不但没有解决问题，供给部分还占百分之三十，这太多了，这就违反了价值法则。

　　同张平化谈话之后，毛泽东听取胡乔木汇报在湘潭韶山公社调查的情况。胡乔木说：韶山各大队讨论“六十条”时，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一是超产奖励，二是分配制度，三是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和群众一谈就是食堂问题。好些大队反映，宣读“六十条”时，对食堂问题群众最欣赏的是条文中“可以不办”(“六十条”草案规定：“公共食堂必须真正实现自愿参加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和社员要求，可以办全部人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人参加的食堂，可以办常年食堂，也可以办农忙食堂。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公共食堂。”)几个字。他们讲了办食堂有很多不利的方面，如肥料减少等。毛泽东说：还有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个人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好，就是食堂的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毛泽东问：现在马上散行不行呢?胡乔木说：我认为，第一现在散了比较有利，第二可以现在散。现在就是一个房子问题，锅灶问题。还有就是省委对食堂问题搞得太死了，成了一个框框，总认为食堂在农村是社会主义的阵地，食堂万岁等等，《人民日报》也提过这样的口号，实际上群众是不愿意办食堂的。毛泽东说：河北就提食堂万岁的口号，他们说食堂多么重要等等。有些人的思想就被这些东西束缚住了，这个意见要给省委的同志说一下。现在不是“顺三七”、“倒三七”的问题，而是包五保户、酌量照顾困难户的问题，其他通通按劳分配。胡乔木谈到群众要求包产定死，超产部分归生产队所有，不然他们有几种办法来对付国家。毛泽东说：是的，老百姓会用许多办法来抵制的。现在是将过去的瞒产合法化。超产奖励问题就是要求多产多吃，按劳分配就是多劳多吃，基本原则就是这么个原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里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分配。分配中又有交换，按照价值法则实行等价交换。胡乔木谈到有人主张把耕牛由生产大队所有交给生产队所有，毛泽东说：山东也提出了这个意见。他们提出所有权和使用权结合起来，生产权和分配权结合起来，就是不赞成四权分裂，他们主张四权合一，就是说，主张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胡乔木说：湖南省委最近要开会，最好能够把食堂问题作个明确解决，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胡乔木问毛泽东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就是要有真正听群众意见这种态度。

　　4月10日下午，到长沙蓉园同刘少奇、谭震林就农村情况交换意见。

　　4月11日致信汪东兴：“请打电话给王任重、王延春二同志，请他们二人于十四日下午二时到长沙，在这里住三五天，带全部湖北三级会议简报及重要文件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主要是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湖南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些同志似乎还不大懂。(一)对“十二条”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十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古人有言：‘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见兔顾犬，未为迟也。’(见《战国策·楚策四》。原文是：“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在这次三级会议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可以做到的，无所用其忧虑，前途一定是光明的。此件同时送湖南省委书记处各同志及少奇同志，谭震林、胡乔木二同志。”

　　4月13日晚上，在长沙蓉园会见委内瑞拉和平人士、左派革命运动主席、参议员洛萨诺等，廖承志、张平化在座。客人介绍了委内瑞拉的政治情况。毛泽东说：统治阶级千方百计隐瞒他们的统治，在他们面临危险时就会拿起武器杀人。如果人民没有准备，对统治者有幻想，会受到很大损失。对敌人可以压服，但不能说服，说服在人民内部用。你们可以研究中国的经验，但你们要根据委内瑞拉的具体情况确定方针。我们中国共产党过去犯过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中主要是不顾本国情况机械搬用外国经验。

　　4月14日晚上，同张平化和从武汉来到长沙的王任重、王延春谈话。

　　4月15日上午，阅胡乔木四月十四日报送的关于解决公社食堂问题等的调查材料(胡乔木报送的4份材料是：《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山人民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毛华初《访问东塘生产队》。)，批示：“张平化同志：胡乔木同志来信一件及附文四件，送上请阅。我看可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请在今日印好发出。发出时，请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各一份，送我二十份，为盼。”胡乔木信中说：昨天我们去了一趟湘乡县委，发现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湘乡原被认为是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程度不下于湘潭。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可以比较快地扭转局面的。胡乔木报送的《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中说：韶山公社的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解散食堂的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可以散得很快很好。

　　同日晚上，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汇报了他当天下午参加湖南三级干部会议常德地委小组会的情况和他的意见，提出要改变会议的开法，要先把人们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加以解决。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

　　同日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现将西北局四月十一日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报告一件发去，供你们参考。”并批示：“小平同志阅办。”报告说：最近西北局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广州会议的精神和《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会议决定西北局各级党委都要把调查研究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目前，调查研究的重点是农村，主要是结合“十二条”和“六十条”的贯彻执行，解决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和其他问题，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以争取今年的农业丰收。

　　4月16日晚上，在长沙蓉园召集刘少奇、陶铸、王任重、胡乔木等开会。在谈到食堂问题时，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

　　4月17日晚上，同王任重谈话，交谈湖南三级干部会议如何开会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敞开思想，要作自我批评。

　　4月18日晨，离开长沙，前往南昌。

　　4月19日在南昌会见以教育部部长达瓦洛斯为团长的古巴文化代表团，楚图南、邵式平等在座。毛泽东说：美国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中最大的一个，它不但压迫我们，也压迫你们。它压迫全世界人民。我们不但要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是同行，我过去也当过教员。我只教过四五年书，后来帝国主义不让我教书了，迫使我们这些教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也在资产阶级学校读过书，那时不知道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没有准备革命，也没有准备组织共产党。后来社会的潮流压迫我们，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把我们推上了革命的舞台，因此就唱起了革命的戏，在革命过程中得到了自我改造。我想你们也是如此。对于知识分子这一阶层，我们不能采取铲除的办法，而是要争取和欢迎他们。但是团结只是政策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面就是要改造。因为他们是旧知识分子，所以必须改造思想，主要是改变旧的世界观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这一工作不能是很快的，只能用劝说的办法，而不能用强迫的方法，只能通过在斗争过程中他们自己的观察，使他们感到旧的不好，无用了，初步接受新的思想，这样才行。在我国，我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但光靠马列主义是不行的。光读马列主义的书不等于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必须要与本国具体情况结合。因此我们的口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的具体情况和历史条件结合起来，那就是教条主义;但如果只强调本国情况和经验，而不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会产生右倾机会主义。

　　4月21日到达杭州，住刘庄。

　　4月23日同田家英谈话，研究下一步的调查工作，谈到全党范围的，也谈到浙江调查组的。

　　4月24日晚上，同当天下午陪同老挝富马首相、苏发努冯(苏发努冯，当时任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亲王一行到达杭州的周恩来谈话。

　　同日晚上，在杭州饭店会见富马和苏发努冯一行，周恩来、陈毅、伍修权等在座。双方就老挝目前局势进行交谈。富马说：在日内瓦会议两主席(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和英国外交大臣霍姆——编者注)发出停火呼吁以后，我将发表一项声明，希望能在停火的方法和步骤上同万象方面达成一致意见。毛泽东说：我已经看了你的声明，很好，这样做很主动。你在声明中要求沙湾拿吉集团派代表团到川圹谈判，还保证他们的安全，并给予他们一切便利，这对你们有利。你在声明中要求老挝人民提高警惕性，加强团结和发扬斗争精神，很好。在形势对他们有利的时候，他们不要和平，而要战争。当形势对他们不利时，他们需要和平。他们现在所以要和平，是你们近九个月来斗争的结果。如果你们不提高警惕，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又会要战争，而不要和平。

　　同日复信臧克家(臧克家，诗人。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来信及附文收到。此事不忙，待我返京面谈再作决定为宜。我颇有一些事想同你谈一谈。”

　　同日将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写的六首词(这6首词，即《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发表的《词六首》，包括《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交田家英，要他分别填上词牌，并查出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典故。

　　4月25日上午九时，致信在杭州的邓小平：“请你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于五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列举名单，照广州原样)则于五月九日到达北京。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此通知，请你找田家英同志合作起草。今天晚上我们谈好，明天用电报发出，是为至盼。”

　　同日上午，在杭州饭店会见由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伍修权、霍士廉在座。

　　同日晚上，在杭州刘庄召集周恩来、邓小平、田家英等开会，讨论五月中央工作会议通知稿，还决定浙江调查组在嵊县就毛泽东给邓小平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进行调查，时间定为十天。

　　4月26日下午，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六十条”等问题的意见。邓小平说：主席说，看来“六十条”有些写法不当，需要修改。主要问题是：(一)所有制不落实。耕畜归大队好，还是归小队好?(二)食堂问题很突出。这个问题一不摸底，二受骗。过去把食堂提得很高，说是社会主义的心脏。如果群众不满意，今年不垮明年垮。(三)分配问题。供给制多种多样，有个别维持的，多数是站不住。主席到湖南、浙江，发现“十二条”没彻底贯彻，退赔不彻底。他很着急，感到工作不深入，没有群众路线，政策上农民吃亏。主席意思，要把农业这一项抓稳，这方面搞不好，影响工业。

　　4月27日晚上，在杭州饭店会见几内亚、约旦、南非、塞内加尔、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乌干达、肯尼亚的外宾，廖承志等在座。毛泽东说：非洲是斗争的前线，亚洲有些地方也是斗争的前线。台湾问题没有解决是因为美国霸占了台湾，所以我们也是一个斗争中的国家。革命是有可能胜利的。中国经过许多艰难困苦，经过胜利，也经过失败，又胜利，又失败，经过这些曲折，最后取得胜利。失败的时候是政策上犯了错误。犯错误是一件坏事，但也有好处。我们犯过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错误，所以我们的党和人民有可能找到正确的路线。革命必须依靠群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有正确的路线，才能胜利。毛泽东最后说：我们支持全世界所有人民的斗争，包括你们的斗争，团结所有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的朋友，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政党。

　　4月28日离开杭州，到达上海。

　　4月对四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散文作家杨朔写的旅日游记《樱花雨》一文批示：“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文章通过对日本社会的观察，把驻日美军比作摧残樱花的风雨，把日本人民比作风雨中开放的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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