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去“阶级调和”的伪装：评蒋介石对工界训词“忍耐一时的痛苦，以求将来的幸福”的买办反动本质
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特别是在“四一二”政变前后的转折期，曾多次对工人阶级发表讲话。在1927年3月，蒋介石在上海接见工界代表及在相关集会上，对工界代表的训词中说：
“凡是做工的人，应当以爱国为前提，不可只顾眼前的利益，而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工人要在法律范围之内谋利益，不可有越轨的行为。现在北伐尚未成功，我们要想国家统一，工人非与政府合作不可。目前应当忍耐一时的痛苦，以求将来的幸福。”
“如若只图一身之私利，日事罢工，妨碍生产，不仅损害国民经济，且使前方将士无以后援。此等行为，无异于自取灭亡。”
一九二七年春，正值中国大革命之生死关头。北伐军在工农群众的血肉支撑下饮马长江，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冲破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然而，就在革命向纵深发展的时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南京等地接连发表针对工人的训词。
这些训词的核心关键词只有一个：“忍耐”。他要求工人“忍耐一时的痛苦”，要求劳资双方“彼此体谅”，宣称“爱国为前提”。
这绝不是什么语重心长的长辈劝诫，而是一篇典型的、充满资产阶级欺骗性的反动政治宣言。蒋介石所谓的“忍耐”，实质上是要工人阶级向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无条件投降;他所谓的“合作”，是要将生机勃勃的革命运动引向毁灭的深渊。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蒋介石在训词中试图构建一个虚假的逻辑，国家是一个超越阶级的整体，工人的利益必须无条件服从于这个“整体”。他提出“工人要在法律范围之内谋利益”。
然而，我们要追问：那是谁的法律?在那个时代，南京政府和江浙财团、外国势力深度勾结，那套法律的本质是保护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鞭子，而不是保护劳动者的盾牌。
蒋介石指责工人的罢工“妨碍生产”、“损害国民经济”。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当时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把持着海关、银行和工厂，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控制着命脉。
工人阶级的赤贫与苦难，并非因为“不忍耐”，而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不打破这种旧的生产关系，不推翻剥削阶级，所谓的“发展生产”不过是为列强和资本家增添掠夺的财富，工人的境遇绝无改善可能。
蒋介石主张“政府仲裁”，试图扮演一个“公正裁判”的角色。但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一个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政府，怎么可能在劳资纠纷中偏向无产阶级?
蒋介石的“仲裁”，实质上是剥夺工人的武装权和结社权，将工会变为资本家的“账房”和“巡捕房”。
蒋介石最爱谈“爱国”，他在训词中高喊“以爱国为前提，不可只顾眼前利益”。这种论调在今天看来，依旧具有极强的迷惑性。但我们要看清，他的“爱国”究竟爱的是哪个国?
对于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而言，爱国首先意味着反帝，意味着废除不平等条约，夺回被列强霸占的租界和工厂。而蒋介石在上海上岸后，第一时间拜会的是帝国主义的领事，联络的是上海的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他口中的“爱国”，是爱那个能够让他安稳做“总司令”、能够让江浙财团继续盘剥、能够让外国资本家继续获取暴利的半殖民地秩序。
蒋介石要求工人“忍耐痛苦以求将来幸福”，但他从未要求资本家忍耐利润的损失，从未要求地主忍耐租佃的剥削。他所谓的“将来”，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将来”，是无产阶级永世不得翻身的“将来”。这种立场是极其鲜明的反动立场，他站在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站在了革命群众的对立面。
蒋介石的语言风格往往带着一种伪装的“家长式”温情，但这种温情的背后是森森的白骨。
他训诫工人“不可有越轨行为”。在当时的工人处境下，什么是“越轨”?工人纠察队收缴军阀枪支是越轨，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是越轨，成立工会反抗克扣工资也是越轨。蒋介石对工人的要求细致入微，要“守法”，要“服从”，要“尽责”;而他对四一二政变前夕青帮武装的调动、对全上海枪声的默许，却从未谈及“守法”。
蒋介石说工人罢工是“自取灭亡”。事实上，正是因为工人的浴血奋战，北伐军才能顺利进驻上海。工人们用血肉之躯挡住了军阀的子弹，换来的却是蒋介石的“忍耐”号召。这就像一个在洪水中被救起的人，上岸后的第一件事却是斥责救命恩人踢起的浪花弄脏了他的靴子，甚至要拔剑刺向救命恩人的心窝。
蒋介石的这套说辞，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他依靠工农的力量起家，夺取了权力，反过来却嫌工农碍手碍脚。他讲的那些大道理，听起来像是佛龛里的经文，实际上是屠宰场里的咒语。
他把国家比作一个家庭，说工人是家里的成员，要为了家里的和谐忍气吞声。但这个“家”里，主人在后堂花天酒地，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却让在柴房里流汗滴血的工人“忍耐”饥饿。
这哪里是“家”?这分明是吃人的监牢。中国有句古话叫“损有余而补不足”，蒋介石却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是地地道道的逆天而行。
毛泽东同志曾精辟地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蒋介石的训词，正是试图用“温良恭俭让”的伪装，去消解革命的锋芒。他要求工人忍耐，是因为他害怕了，害怕那股排山倒海的群众力量会冲垮他苦心经营的权力宝座;他要求工人守法，是因为他要制定一套杀人的法，去巩固反动阶级的统治。
历史已经给出了最有力的回击。
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十二日，蒋介石丢掉了“忍耐”的面具，露出了青帮流氓和反动军阀的真面目。四一二那场血流成河的屠杀证明了，在阶级对抗面前，任何关于“调和”的教诲都是毒药，任何关于“忍耐”的呼吁都是谋杀。
我们今天批判蒋介石的训词，不是为了纠结于几句陈旧的台词，而是要时刻警惕那种打着“国家利益”、“整体和谐”旗号来抹杀阶级矛盾、损害劳动群众根本利益的逻辑。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任何寄希望于统治者“施舍”或“调和”的幻想，最终都将在冷酷的历史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蒋介石的“忍耐论”最终随同他的独裁王朝一起覆灭了。而中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是因为拒绝了这种奴隶式的“忍耐”，拿起了革命的火炬，才真正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属于人民的崭新中国。
但蒋介石虽然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他那套“忍耐论”的逻辑内核，却依旧阴魂不散，换个马甲便“沉渣泛起”。
马克思曾指出：“一切历史事实与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
当年蒋介石要求工人为了“国家”忍耐，而今某些掌握话语权的资本人格化代表，则要求打工人为了“企业生存”忍耐。他们发明了诸如“福报论”、“奋斗者协议”等一系列新词汇。本质上，这与蒋介石的“不可只顾眼前利益”如出一辙。
他们试图抹杀劳动报酬与劳动强度之间的对等关系，将正常的法律维权污名化为“缺乏大局观”或“不求上进”。试图通过建立一种伪道德高度，让被剥削者在心理上产生自罪感，从而心甘情愿地放弃对合法权益的追求。
蒋介石主张“劳资合作”，而今天的某些声音则在鼓吹“我们都在一条船上”。诚然，社会化大生产需要协作，但这种协作不应建立在单方面牺牲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基础之上。
在某些新业态中，算法成了现代版的“工头”，它比当年的监工更冷酷、更隐蔽。当工人要求合理的休息时间、社会保险和尊严时，依然会有声音跳出来说：“如果你不忍耐，企业就会倒闭，你就连这份苦都吃不上了。”这种恐吓式、勒索式的逻辑，与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恐吓工人“自取灭亡”的腔调何其相似?
面对这些“沉渣泛起”的言论，我们必须刺破其伪装。
任何脱离了具体阶级利益去谈“整体利益”的行为都是耍流氓。如果一个企业的增长、一个行业的繁荣，是建立在千万劳动者无底线的“忍耐”和透支生命的基础上，那么这种繁荣绝不是人民的繁荣。
我们要问：
增长的红利究竟流向了谁的口袋?
谁在享受“幸福”，谁又在被迫“忍耐”?
蒋介石曾言“要在法律范围内谋利益”。我们要警惕那些试图通过各种手段钻法律漏洞、恶意规避劳动法，却反过来要求劳动者“守法”的势力。法律应该是保护弱者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不是强者约束弱者的紧箍咒。
我们提倡奋斗，但奋斗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为了成为资本增值的燃料。毛泽东同志一向支持群众的积极性，但他更强调关心群众生活。如果奋斗意味着要工人在身患疾病时“忍耐”、在家人需要陪伴时“忍耐”，那么这种奋斗就是对人性的异化，是反动的。
蒋介石的失败，证明了压迫者无论话语包装得多么动听，只要其核心逻辑是违背广大人民利益的，就必然被人民所抛弃。
那些试图让打工人重新回到“忍耐”时代的言论，终将在觉醒的劳动群众面前碰壁。我们要记住，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不是被历史巨轮碾碎的草芥。
批判蒋介石的训词，不仅是为了清算过去，更是为了看清现在。我们要时刻警惕那些要求我们“忍耐”的温和声音背后的贪婪本性。
正如《国际歌》所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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