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发达的工会机制与进步的劳工斗争意识，韩国凭什么?
去年底，作为全球存储巨头的三星电子正式开启新一年度劳资协商工作，工会直接参照韩国另一世界级存储巨头海力士已经通过工会斗争而取得落地的权益标准——废除奖金上限+10%营业利润固定奖金池，使得2025年海力士非管理层员工人均奖金约1.5亿韩元(约75万人民币)、2026年预计达三亿韩元(约150万人民币)——向三星电子管理层抛出核心谈判条件，强烈要求向海力士对标。
这一斗争一直持续到本月，成为上半年韩国劳资舆论最重磅的热点。
因为三星电子工会的包括罢工、涨薪、降低连续工作时长等要求，一旦事实上获得落地，必将进一步推动韩国全社会劳资生态的进步。
为此，三星方面的动向也惊动了总统李在明。
当前，总人数达6.6万人之巨的三星电子工会，明确要求三星高层废除现行的奖金封顶规则，参照行业新标准抽取企业半导体业务营业利润的固定比例设立员工分红池，同时上调基础岗位工资(年薪资上调6.2%)，签订长期稳定的收益分配协议，缩小与海力士的待遇差距，并且DX(设备体验)部门员工每人须拿到六百万韩元股票，以及必须改善员工育儿补贴及住房贷款福利。
就在5月20日深夜即罢工前一小时，劳资双方在李在明总统办公室的斡旋下，同意签署暂定协议，原定于5月21日至6月7日的“十八天全面罢工”暂缓。
工会于5月22日下午14:12启动电子投票，宣布持续至5月27日10:00，已决定协议是否正式生效
截至5月23日10:40，投票率已达74.27%，42551名成员已投票(协议生效条件为参与投票人数超全体成员半数且多数投票者支持)。
如若协议被三星高层否决，那么规模空前的历史性大罢工将会重启，届时劳资双方需重新谈判。
这当然不是韩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团结起来向财阀和政府进行“宣战”、尤其是以罢工这样的“非暴力 不合作”方式进行抗衡以逼迫资方向劳工让利。
不论你如何看待和评论，这早已是韩国劳工阶层习以为常的生存法则，乃至体现出的一种习惯性的斗争意识。
用距今已近四十年前(1987年)韩国工会领袖裴茂根在法庭上的自辩词来说：
当一千万工人团结起来打破一切资本压迫和剥削的枷锁时，真正的民主社会将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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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认，在当今全球劳资关系谱系中，韩国工会有着极具辨识度的“强硬特质”。
从1970年全泰壹自焚殉道的悲壮抗争，到1987年百万工人“七月革命”式总罢工;从2003年金主益高空绝食的决绝，再到眼下三星电子工会借着海力士工会的“东风”集体停工挑战财阀权威，韩国工会始终以高对抗性、强组织力、敢硬碰财阀与政府的姿态，成为全球劳工运动中最激进、最坚韧的力量之一。
不同于欧美工会的“谈判妥协型”模式，也区别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工会的温和依附特征，韩国工会的抗争具有彻底性、长期性、政治性三大核心特质。
韩国工会的抗争对象直指三星、现代、SK等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财阀，甚至多次正面对抗政府与司法体系，而非将目标仅仅指向中小企业;抗争手段则涵盖罢工、静坐、绝食、占领工厂、街头示威等激进形式，不惜以流血冲突为代价。
更重要的是，韩国工会历经沧桑，历次抗争的目标早已从早期单纯的工资福利诉求，逐步升级为反对财阀垄断、争取经济民主、推动社会变革的阶级性诉求。
在朴正熙与全斗焕这两大军头主政时期，韩国曾长期是全球工时最长的国家之一，财阀企业工人每日工作12-15小时、每周工作6-7天是常态，加班成为义务，休息权被完全剥夺。
早在朴正熙上台伊始就解散了所有独立工会，只保留了一个官方御用的"韩国劳总"。
1961年，朴正熙政府以“亲北”罪名镇压了劳工运动，这是其任内首次整肃劳工抗争。
两年后，朴氏颁布《劳动组合法》，进一步限制了工人结社和罢工的权利。
该法规定：
只有获得政府批准的工会才具有合法性，工人不得参加多个工会组织，工会活动必须遵循政府规定。
朴正熙政权还通过《紧急调整权》等法律，赋予政府在劳资争议中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
据统计，朴正熙时期韩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只能满足维持生存需要的50%-60%，工业事故的高发率更是骇人听闻，仅1978-1980年间就发生12625起工伤事故，是同期日本的十五倍。
朴政权的劳工政策严格服务于维护财阀资本主义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整个60年代，韩国推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成为财阀企业的廉价劳动力。
朴政府通过严格的劳工政策，确保财阀企业能够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为“汉江奇迹”的创造提供政治保障。
这，最终导致了1970年11月13日那个寒冷的下午，著名的全泰壹自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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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朴氏执政，难以统计数目的工人被逮捕、监禁、殴打、迫害。
但是，工人抗争从未停止，反而越挫越勇。
朴氏主政的阴冷局势之下，汉城、釜山、光州等地的产业工人持续组建秘密劳工组织、开展小规模罢工、维权活动、纪念全泰壹，传承抗争精神、积累斗争经验、凝聚阶级力量。
1980年5月18日，韩国光州市民与工人发起反对军政府(此时已是全斗焕掌权)独裁统治的民主抗争，遭到军政府血腥镇压，死伤者难以计数。
光州事件是韩国工人阶级认知全面觉醒的关键节点：工人深刻认识到军政府的独裁本质、暴力镇压的残酷性、民主权利的重要性以及团结抗争的力量。
光州事件后，韩国工人民主意识、阶级意识、抗争意识全面迸发，不再畏惧军政府的暴力镇压，抗争结盟决心更加坚定。
1985年，“同盟罢工”启动，这是韩国工人首次实现跨企业、跨行业团结罢工，对全斗焕当局以及一众财阀造成前所未有的精神震撼。
两年后的夏天，载入史册的六月民主运动爆发，百万韩国人走上街头反对军政府独裁，要求给予工人更多福利待遇、缩短工作时长、提供更多带薪假期。
《韩国工人运动史》 记载了那一年蔚山工人罢工过程的一句口号，堪称划破时空的金句回响：
如果国家经济数字的美丽不能用来装点民众的生活，而只能化作你们直插云霄的宏伟大楼，那么这样的经济荣誉是非正义的。
这番表达，与东亚劳工研究前驱之一、以十年时间完成经典之作《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的具海根的话，实属异曲同工之妙：
我无法在劳工困境中，赞扬所谓的‘汉江奇迹’。
至此，军政府被迫妥协，宣布民主化改革、开放党禁、实行总统直选，并放宽工会限制。
韩国的国家历史就此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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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9月，韩国工人发起“七月革命”大罢工，120万工人自发参与，3000多起罢工席卷全国，无统一领导却形成全国联动的抗争浪潮。
1987年的罢工运动是韩国工人阶级全面苏醒的最终完成，工人彻底摆脱麻木顺从的状态，阶级意识、民主意识、抗争意识完全铸成。
第二年，卢泰愚政府宣布颁布《最低工资法》，确立最低工资制度，承诺保护低工资工人权益，迈出了韩国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第一步。
1995年，民主劳总宣告成立，标志着韩国工人阶级形成全国性、统一的阶级组织，阶级认同与抗争共识进一步强化，也逐步走向了“依靠工人自己的组织去寻求斗争”的抗议路线。
1997年，《工会及劳动关系调整法》得到修改，明确禁止雇主向工会专职人员支付工资，以保障工会独立性——这在东亚地区开历史先河，为东亚这一世纪之交的新兴工业发达区域罕有的先进工会生态。
进入2000年代，互联网工业大发展，但是韩国全职员工平均工时仍高达50.8小时，远超OECD平均水平。
先进的生产力之下，居然依旧存在着超长工时与高强度劳动，让工人身体透支、精神崩溃、过劳死频发——这种非人化的劳动条件，让工人对资本充满仇恨与不满，成为新世纪一次又一次抗争的直接导火索。
典型的就是2003年金主益高空绝食牺牲。
作为韩进重工工人代表，他为反对裁员、争取权益，在起重机上绝食整整三个月，最终牺牲，成为劳工运动新的精神象征;
包括2009年双龙汽车工人占领工厂77天，期间与警察激烈对峙，流血冲突不断，最终达成部分协议，迅速推动韩国工会规模进阶性发展。
当然，财阀对此是不可能没有动作的。
三星就曾在权力人物(如李明博、朴槿惠)的帮扶下长期推行“零工会化”政策，一旦发现工人组建工会或参与抗争，便会通过绑架、监视、威胁、贿赂、暴力打压、非法解雇等手段，彻底摧毁工会组织，打压抗争工人。
李明博政府曾一度修改劳工法，主张限制罢工权、收紧工会注册条件、允许企业随意解雇工人、降低工伤赔偿标准，甚至希望通过法案授权警察部门打压劳工运动的“紧急处置权”。
李明博曾公开发声：
企业是国家发展的经济主动脉，任何力量不得影响企业的供血和输血，否则将会成为大韩民国经济再次腾飞的敌人。
不过后来我们都知道了，三星集团和SK集团这两大财阀共计向李明博家族提供了超过二十亿韩元的“政治献金”……
2012年，三星内部劳资关系战略文件曝光，详细记录了三星系统性打压工会、监控工人、分化瓦解抗争力量的手段，震惊韩国社会，随即引发巨大的抗议浪潮。
但是，这也客观上助推了三星体系内各工会组织的快速壮大，包括韩国工会实际权力与政治表达能量的丰盈。
用韩国总工会委员长金东明的话便是：
韩国总工会将超越广场民主主义，引领开拓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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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说，如果韩国政府与财阀以“受到境外势力煽动”为由，彻底将韩国工人阶级运动拍死，就事实层面倒也真是“站得住脚”的……
早在1943年，朝鲜半岛就已经出现了本土出版的朝鲜语版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该书属于新人社出版的"新人文集"丛书第一辑。
1946年，新人社又编译推出了从属于“毛泽东·朱德选集”丛书的“新人文库”，其中毛主席著作的译本有《新民主主义论》、《文艺政策论》、《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
同年，新章阁出版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编译本，同心社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红军从军记：中国解放区的实情及其领导者》，即《红星照耀中国》。
包括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至迟在1945年12月被译介到朝鲜半岛，并在次年8月出现重译本。
1946年春，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还曾组织《讲话》学习讨论会，约有四五十位作家、评论家等参加了相关的研究和传播活动。
这些书籍一直到南方政权建立初期仍然有一定的流传，
但是随着李承晚政府反共政策的不断加强，它们很快就被列入了禁书名单。
1948年11月，李承晚政权出台了《国家保安法》，将左翼活动定为非法。
朝鲜战争爆发后，韩国军队和警察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对被认为是“左翼分子”或“共产党同情者”的人士进行了大规模屠杀。
据美国档案局解密的档案显示，在朝鲜战争初期的数周内，韩国军队和警察屠杀的左翼人士及其同情者至少有十万人。
美国方面不仅坐视不理，甚至为其掩盖罪行。
战争期间，李承晚进一步加强了对出版和言论的控制，所有与共产主义相关的书籍都被彻底查禁，任何被发现持有或传播这些书籍的人都将被视为"通敌分子"，面临严厉的惩罚甚至死刑。
在这种白色恐怖下，韩国国内的左翼书籍传播几乎在公开场合完全中断，毛主席著作和其他左翼书籍被迫转入地下，但依旧在进步学生与左翼劳工之间得到传递分发。
1958年11月，李起鹏亲自率警察强迫国会通过《新国家保安法》，进一步扩大了对左翼活动的镇压范围。
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张勉的民主政府，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掌握了国家政权。
朴正熙在“革命公约”中第一条就宣布：
反共为国是之第一要义。
军事革命委员会立刻发布“第1号令”：
对言论、出版、报道等实行事前审查，有害于治安维持的人可以随时逮捕、拘留，处以严刑。
5月18日，《民族日报》社遭到袭击和破坏，社长赵镛寿等十三名职员被捕。
自5月20日起，大量政界人士、社会活动家、教职员和进步学生被捕入狱。
朴正熙政权重新加强了对左翼书籍的查禁和控制，所有在四·一九革命期间重新出版的进步书籍再次被查禁，进步刊物被勒令停刊。
朴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审查和销毁“有害书籍”。
然而，高压之下仍有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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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作为“境外颠覆势力读物”的毛主席著作的韩语译本居然有所增加，大多是从日本(左翼势力)或其他西方国家流转过来的。
彼时，朴正熙治下的韩国由于推动财阀建立和承接西方工业转移迅速实现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人权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工人权益被忽视、政治腐败等。
这使得许多青年学生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开始寻求新的思想出路。
其次，那一阶段日本的左翼运动和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对韩国青年学生产生了震慑心魄的影响。
许多韩国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如地下广播了解到日本的学生运动和中国的文革，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时，地下读书会是韩国进步学生传播和学习左翼思想几乎唯一的阵地，这些读书会通常由几名到十几名学生组成，在宿舍、咖啡馆或郊外秘密举行。
最著名的就是釜山的宝水洞书店街，它形成于朝鲜战争时期，当时大量难民流亡至釜山，为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将行箧藏书售于市中。
到60年代，宝水洞已经成为居住在釜山的知识分子交流旧书籍的主要场所。
后到70年代后期，书店街还聚集了不少投身民主运动的活动家，旧书店主人们也常常帮助参与运动的青年躲避军警搜捕，将他们藏匿在书库里。
赫赫有名的电影《辩护人》当中所讲述的“地下读书会”，就是宝水洞。
朴正熙政权晚期，釜山宝水洞出现了名为“良书合作社”的学习共同体，由宝水洞书店街的中部教会和合作书店发起。
所谓“良书”，毫无疑问大多是宣传民主主义的“禁书”，如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发表的文章合集(比如河映爱翻译的《论持久战》和郑成真翻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有鲁迅在20年代发表的社论选集。
谈及鲁迅，就要说到韩国汉学家朴宰雨，他在1977年在首尔大学中文系李炳汉教授的研究室里第一次接触到丸山昇先生的日文版《鲁迅——其文学与革命》，这本书的内容与论调深入他的内心。
后来他策划将这本书翻译成韩文出版，为了帮助推动韩国民主变革运动，以让韩国知识分子与学生准确理解鲁迅，理解民主。
这个要注意一个历史事实：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的招牌本就是“民主”，资本主义阵营的招牌则是“自由”。
民主，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如后来翻译并协助出版《毛泽东的生平与斗争》的罗昌柱所言：
只有政治民主才能够冲破经济的困境。
良书合作社在釜山不仅是一个读书组织，更是一个政治组织。它通过组织读书会、演讲会等活动，向青年学生和工人传播民主思想和革命理论，同时也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斗争。
1979年10月16日，良书合作社参与发起釜山和马山地区反对朴正熙独裁政权的“釜马抗争”，其成员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印刷和散发了大量的宣传材料，组织群众举行示威游行，与釜山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釜马抗争是朴正熙政权末期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运动，它沉重打击了朴氏的独裁统治，为后来的民主化运动奠定了基层基础。
当历史进入全斗焕主政时期，尽管他加强了比朴正熙更加严格的思想文化控制，实施了更加严厉的审查制度和镇压措施，然而，时代大潮已无法逆转，地下读书运动已然难以根除。
全斗焕愈是镇压，韩国各地的地下读书会愈发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大学、茶馆、酒厅甚至菜市场的角落里中涌现。
同时，地下读书会的活动内容也更加丰富多样。
除了阅读和讨论左翼书籍外，他们还组织演讲会、研讨会、电影放映会等活动，向更多的人传播进步思想。
他们还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斗争，如反对军政府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为光州事件平反等。
也是在80年代，毛主席著作的译介和研究在韩国达到了高潮。
不仅有关毛泽东本人的研究著作大幅增加，还涌现出了一批译本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完整韩语译文至少有四种，分别由朴宰雨、李旭渊、金宜镇和李腾渊翻译。
不论是1980年的光州运动、1981年的釜林事件还是1987年的国民大罢工，游行队伍中都有高举毛泽东头像的旗帜出现。
不禁以历史之名拷问：这，算是境外势力之煽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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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1987年，卢泰愚政府的民主化宣言发表后，韩国政府废除了大部分出版审查制度，解除了对绝大多数左翼书籍的禁令。
许多被查禁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国的毛主席著作和其他左翼书籍终于可以在韩国公开出版和发行了。
1988年，韩国出版了第一套正式的韩文版《毛泽东选集》，这是韩国国史之首次。
次年，杜来出版社又连续推出了三本由李腾渊编译的毛主席文选——《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及《延安文艺讲话·反对党八股》，各收录毛主席著作译文两篇至十余篇不等。
毋庸讳言，当毛泽东这个改变了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乃至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伟人的文字，被正大光明的出版、流通、朗读、学习于一个社会之中，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自这一刻起，绝无可能再度陷入政治独裁、特别是军政府垄断权力的反动、落后、保守之局面。
它不会再有拥护独裁、反对民主的民众土壤。
从这个角度看，2024年的尹锡悦实在是不懂历史——他居然连韩国本国的民主化历程与民心认知都不甚领悟。
列宁在1894年曾给出过一个论断：
当资本力量雄厚，奴役着千百万劳动者、奴役着整片整片地区的时候，它便开始直接地和肆无忌惮地对政府施加压力，把政府变为自己的仆役。
韩国财阀的崛起，是国家干预和扶持的直接结果。从朴正熙时代开始，政府通过提供低息贷款、税收优惠和政策保护，集中资源扶持少数几家企业集团以实现“出口导向”的快速工业化。
这种模式虽然在宏观上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也催生了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庞然大物。
三星、现代、LG、SK等财阀不仅在经济上占据垄断地位，其影响力更渗透到政治、媒体和社会的方方面面。
因而，要理解韩国工人阶级的强硬，就必须理解他们所面对的对手是何等强大。
韩国的财阀体系和国家机器在历史上早已形成紧密的共生关系，共同构建了一个对劳工极为不利的结构性体系。
工会的斗争，不仅仅是针对单个企业的劳资纠纷，更是对整个“财阀-国家”权力复合体的挑战。
在这种国家与资本高度同盟的结构下，工会被迫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行动主体——他们不仅要在工厂里与管理者斗争，还必须在国会、法院和街头与整个国家机器进行抗争。
如是全方位的斗争需求，塑造了韩国工会直至今日极为强悍的组织能力和高度统一的政治动员能力。
背后，当然是以鲜血推动劳工权益保障与国家民主化的历史进程所形成的政治依靠。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国家共识。
如韩国著名历史学家、延世大学教授白永瑞的回忆：
除了我以外，上世纪70年代所有的韩国年轻人都深受此书影响。包括已去世的卢武铉总统在内，这本书对当时的年轻人产生了绝对性的影响，因此李泳禧被称为'时代导师'。
白永瑞所说的书，是被称为韩国民主变革运动思想导师、“韩国鲁迅”的李泳禧在1974所著的《转换时代的逻辑》。
这本书被誉为韩国社会“介绍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驱读物”。
而白永瑞之所以能在青年时期接触到这本书，是在狱中受他的狱友所荐——后来成为卢武铉政府总理的李海瓒，曾在狱中把这本《转换时代的逻辑》借给白永瑞阅读，并对他说：
读了这本书，你会对中国革命产生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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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何待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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