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的立场：从田埂上的药箱到资本的手术台
同志们，工友们：
今天我们不谈CT机的精度，不谈靶向药的疗效，不谈那些被媒体吹上天的"医疗进步"。我们只谈一个最朴素的问题：当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是一个需要被救治的人，还是一个可以被榨干最后一滴血的商品?
这个问题，决定了医疗的全部本质。
当一个建筑工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伤有多重，而是医药费要花多少;当一个环卫工咳嗽不止，宁愿扛着也不敢去医院，因为一次普通的感冒就能花掉他半个月的工资;当一个农民查出癌症，第一件事就是收拾东西回家等死，因为他知道，一场大病足以掏空三代人的积蓄。
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
有人说，这是因为我们的医疗技术还不够发达，只要技术进步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我们有全世界最多的医院，全世界最多的医生，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全世界最全的药品生产线。我们能造出自己的核磁共振仪，能生产自己的新冠疫苗，能完成世界上最复杂的手术。但是，我们却解决不了"看病难、看病贵"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技术从来都不是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是谁掌握了技术，技术为谁服务。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医疗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完美的剥削工具。
没有任何一种商品，能像医疗这样拥有绝对的刚性需求。当你饿了，你可以吃便宜点的饭;当你冷了，你可以穿旧一点的衣服。但是当你命悬一线的时候，你愿意付出自己拥有的一切，哪怕是倾家荡产，哪怕是借高利贷。
资本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整个医疗体系变成了一台巨大的、永不停歇的印钞机。
药厂把几毛钱成本的药卖到几百块，因为他们知道，再贵你也得买;医院把几十块成本的检查卖到几千块，因为他们知道，不做检查你就不敢看病;资本把医院变成了上市公司，把科室变成了利润中心，把医生的工资和开药、做检查的数量挂钩。
在资本的账本上，一个健康的人是没有价值的，只有生病的人才能产生利润。于是我们看到，过度医疗成了常态，小病大治成了惯例，原本用来救人的手术刀，变成了割向劳动者的屠刀。
更可怕的是，资本还在不断制造疾病。他们把正常的生理现象说成是病，把轻微的不适说成是绝症，把健康的人变成潜在的病人。他们用广告轰炸我们的大脑，告诉我们不买他们的药就活不下去。
这就是资本主义医疗的全部逻辑：不是为了让人健康，而是为了让人不断生病，不断花钱。
每当有人指出医疗市场化的弊端，总有公知跳出来说："难道你想回到过去缺医少药的年代吗?"
他们会告诉你，过去没有CT机，没有核磁共振，很多病都治不好，死人比现在多得多。他们会把前三十年的医疗体系说得一无是处，把那个时代描绘成人间地狱。
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在那个被他们疯狂污名化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和老人家，创造了人类医疗卫生史上最伟大的奇迹。
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在旧中国，普通农民"小病扛，大病拖，重病等着见阎王"，一场瘟疫就能夺走半个村子的性命，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人均寿命只有35岁。
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我们用不到世界1%的卫生资源，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基本医疗问题。
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那个时代的医生，不会因为你没钱就把你拒之门外，不会因为你交不起医药费就拔掉你的输液管。
历史虚无主义者最擅长的，就是用技术的进步掩盖立场的倒退。他们只谈仪器，不谈人;只谈死亡率，不谈公平性;只谈今天的成就，不谈昨天的根基。
1965年6月26日，老人家震怒于卫生部"只为城市老爷服务"的现状，发出了震古烁今的一声号令：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这一声惊雷，彻底改变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命运。
短短几年时间，全国5万多个人民公社全部建立了卫生院，90%以上的生产大队建立了卫生室，一支由150多万名赤脚医生组成的队伍，遍布了中国的每一个乡村，每一条山沟，每一个角落。
这些赤脚医生，没有名牌大学的文凭，没有白大褂，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他们背着一个印着红十字的药箱，里面装着简单的西药、几根银针，还有自己上山采摘的中草药。
他们是农民，也是医生。他们放下锄头就能看病，背起药箱就能下地。他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知道谁家有老人，谁家有孩子，谁家有什么老毛病。
半夜里孩子发烧了，敲敲赤脚医生家的门，他披上衣服就走，不管刮风下雨;老人的老寒腿犯了，赤脚医生会上门给你扎针灸，拔火罐，分文不取;村里有人得了急病，赤脚医生会用担架抬着你，走几十里山路送到公社医院。
合作医疗的经费从哪里来?大部分从生产队的集体公益金里出，社员自己每年只需要交几角钱的统筹费。
几角钱，就能管你一年的看病吃药。
这不是神话，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
在这种极低成本、极高覆盖率的制度下，中国农村的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200‰降到了30‰以下，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了68岁。
这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同等经济条件下都不可能做到的奇迹。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后来将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问题的唯一典范"，并向全世界推广。
那些公知们说，那个时代医疗条件差，死人多。但是他们不会告诉你，在同样的经济条件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让这么多人活得这么久，活得这么健康。
他们不会告诉你，那个时代消灭了天花、霍乱、鼠疫等多种烈性传染病，基本控制了血吸虫病、疟疾等地方病。
他们不会告诉你，那个时代普及了新法接生，让无数产妇和婴儿免于死亡。
他们不会告诉你，那个时代的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不到3%，却实现了全民基本医疗保障。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力量。它不是靠资本的投入，不是靠市场的调节，而是靠把人民组织起来，靠集体的力量，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硬生生为亿万农民砸出了一条生命防线。
同志们，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看看两种医疗制度的本质区别到底在哪里。
在资本主义医疗体系下：
- 医疗的目的是盈利，病人是行走的提款机
- 医生是资本的雇员，他的工资和他创造的利润挂钩
- 有钱就能享受最好的医疗，没钱只能等死
- 医患之间是买卖关系，充满了猜忌和不信任
- 医院考核的是利润指标，是床位周转率，是门诊量
在社会主义医疗体系下：
- 医疗的目的是救死扶伤，病人是需要守护的亲人
- 医生是人民的公仆，他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
- 不管你是公社书记还是普通农民，都能享受平等的医疗
- 医患之间是阶级兄弟的关系，充满了信任和温暖
- 医院考核的是治愈率，是群众满意度，是预防工作的成效
这就是立场的差别。
当医疗的目的是为了救人的时候，哪怕只有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也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当医疗的目的是为了赚钱的时候，哪怕有全世界最先进的仪器，也只会变成收割穷人的工具。
我曾经听一位老赤脚医生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村里一个农民得了急性阑尾炎，需要送到公社医院做手术，但是家里一分钱都没有。
生产队队长二话不说，从集体的公积金里拿出了钱，派了四个青壮年劳力，用担架抬着病人走了三十里山路。手术做完后，生产队又安排了两个妇女，轮流在医院照顾了他半个月。
那个农民康复后，逢人就说："要是在旧社会，我这条命早就没了。是共产党，是集体，救了我啊!"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温度。它不是飘在空中的口号，它是担架上的汗水，是病床前的守候，是那句"别怕，有我们呢"。
当然，我们必须坦诚地承认，那个时代的医疗技术，和今天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那时候没有CT机，没有核磁共振，没有靶向药，很多现在能治好的病，那时候确实治不好。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绝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去苛求前人。
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一个刚刚从百年战乱中走出来的农业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我们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我们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造出"两弹一星"，必须保卫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这是整个民族必须付出的集体牺牲。广大农民，包括那些赤脚医生们，勒紧了裤腰带，用自己的血汗支撑起了共和国的工业体系，也支撑起了共和国的医疗体系。
老人家深知农民的牺牲有多大。所以，他用合作医疗这道坚不可摧的集体堤坝，死死地护住了农村最底层的生命红线。
在那个整体匮乏的年代里，他做到了"匮乏中的绝对公平"。
没有VIP病房，没有专家号，没有黄牛倒号。
没有资本家开着私人飞机去国外看病，而普通人在医院走廊里等死。
没有医生拿着百万年薪，而病人因为没钱只能回家等死。
没有医药代表拿着红包，在医院里横行霸道。
制度的温度，弥补了技术的不足。
那些被赤脚医生治好的农民，或许没有用过最好的药，但是他们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活得有尊严。
这就够了。
一百多年前，白求恩大夫在他的遗书中写道："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做贡献。"
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医者仁心。
而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在这片曾经最苦难的土地上，150多万名赤脚医生，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践行了白求恩的精神。他们向全世界证明了：
医疗，是可以不赚钱的。
医生，是可以为人民服务的。
人类，是可以换一种活法的。
今天，我们的技术进步了，我们的物质丰富了，但是我们却丢掉了最宝贵的东西——医疗的初心。
我们有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却失去了对病人的同情心;我们有了全世界最多的医生，却失去了医患之间的信任;我们有了全世界最全的药品，却失去了让普通人看得起病的能力。
但是，同志们，我们不要悲观，不要绝望。
历史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那些曾经被我们拥有过的美好东西，只要我们还记得，只要我们愿意去争取，就一定能够重新拿回来。
那些背着药箱行走在田埂上的身影，那些用银针和草药守护生命的岁月，永远是我们心中最温暖的记忆，也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老人家留给我们的最深沉的政治遗嘱，不是别的，就是那句最简单、最朴素的话：
"为人民服务。"
医疗的本质，从来都不是技术的问题。
医疗的本质，是立场问题。
是站在资本一边，还是站在人民一边。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答，也一定能够回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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