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 |农民养老金议题，足以洞彻一个人的底色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高农民养老金”成热议话题。

　　在两会湖北代表团的小组审议中，全国人大代表毕利霞建议：

　　将70岁以上老人的月养老金提高到400元，并免除他们的居民医保费。

　　老一辈农民为国家农村改革发展奉献了一辈子，如今老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每月仅有一百多元的养老金，生活十分艰难。

　　而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正式提出：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

　　根据这个提高值，也就是从2025年的每人每月143元，上调为163元……

　　就在这个当口，舆论场开始出现一种声音：

　　农民过去缴纳的公粮，其法律和财税性质是“农业税”，与城镇职工缴纳的、具有未来给付承诺的社会保险费完全不同。税收是公民对国家应尽的“无偿义务”，而社保是基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保险关系——因此，不能将缴纳公粮的历史等同于社保缴费年限，农民现在领取较低的养老金，是符合制度逻辑的，也是合理的。

　　说实话，我第一眼看到这种论调是极震惊的，第二反应则是淡然：也难怪现在流行“躺平”、“拒绝好人卡”、“抗拒戴高帽”、“奉献无用论”等社会思潮，进而又推动低欲望、低工作兴致、低婚率、低生育率等群体现象——正是有这种极端冷酷血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依旧隐隐泛滥，才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愿意继续当「老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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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6年1月1日废止农业税、公粮制度之前，从财税层面看，农民群体对于国家的贡献确实是数字难以丈量的，特别是在国家工业化起步阶段，农业收入更是国家机器运转的“生命线”——在内忧外患、强敌环伺、周边战争与内部剿匪几乎没有一日停歇、甚至连续面对美帝/苏修/台蒋三方势力的核威胁的情况下，快速实现工业化是关乎人民政权生死存亡的唯一途径——而没有农业税、农业人口、农业资源的无上限支撑，面对被蒋介石集团掏空挖尽、席卷一空、一穷二白之局面，新生的工农政权是绝对难以维持最基本财政运转的。

　　但是进一步解剖事实，农民的贡献又绝不能仅仅从财税角度进行分析。

　　若从间接积累贡献看，公粮制度与“工农剪刀差”共同构成了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核心来源。

　　农业部门通过这两大渠道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资金总量以万亿计，庞大的农业资金被转化为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居民的消费补贴。

　　再从农村劳动力贡献看，农民除缴纳公粮外，还自觉自愿承担了大量的义务工，参与了覆盖几乎整座国家的水利工程建设、道路修建等基础设施建设。

　　如果称之为“义务工”，这群人数多达四亿的“义工”的“工时”累积几许?真的算的清吗?这份历史性的无偿劳动为国家基础建设、国防建设、城市化建设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根本是经济数字无法统计和评价的。

　　更不用说，从战略保障功能的维度，公粮制度更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承担了保障粮食安全、平抑市场波动、支援灾区的战略功能，构成了国家粮食储备的重要来源，为应对自然灾害和经济波动提供了物质保障。

　　所以，公粮绝非简单的“个人所得税”性质，而是兼具税收功能、积累功能、保障功能的复合型制度安排。

　　对公粮性质的片面理解，必然导致对农民历史贡献的低估和对养老权益论证的误导。

　　很多人将计划经济时代的公粮制度与市场经济时期下的现代税收制度等同看待，这就无视了两者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个人权利保障、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天壤之别。

　　如此观点将城乡二元结构这一根本性的历史事实作为“不言自明、无需考量”的背景，而仅仅讨论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公粮”的形式属性……

　　这等于是罔顾实际：要知道，农民之所以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并非他们不愿或没有资格，而是顶层设计上就将他们排除了出去。

　　用一个由史实造成的结果(没有社保缴费记录)，反过来论证维持这种不公后果(养老金巨大差距)的合理性，实乃典型的“流氓式循环论证”——通过将复杂的历史贡献和制度牺牲问题简化为一个非此即彼的法律定性问题(“是税还是社保?”)，从而巧妙地悬置了其中更深层次的政治道德拷问：一个国家和社会，应该如何面对和补偿那些为集体利益做出了巨大牺牲的群体?

　　借此，历史正义和代际公平的原则在此被技术性话语便所取代，进而为今天巨大的阶层鸿沟完成了去罪化。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系统阐述“社会总产品扣除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理解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保障基金来源与性质的理论基石，其深刻批判了拉萨尔主义“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观念。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社会总产品在分配给个人消费之前，需要进行以下几项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这是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补偿，是社会生产持续进行的物质基础。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这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条件，是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积累源泉。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这是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保障基金的重要来源。

　　第四，“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这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所必需的支出。

　　第五，“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卫生设施等”这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支出，是社会公共服务的基础。

　　第六，“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这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核心内容，是保障劳动者在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时基本生活的制度安排。

　　马克思强调：

　　这些扣除在经济上是必要的，它们不是基于任何公平原则，而是基于物质生产过程的内在必然性。

　　换言之，社会总产品的扣除不是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社会再生产、再保障、再反馈、再流通的客观要求——因而，形成“集体利益池”的资金也必须回馈于交付群体，其具有社会性、公共性特征，正因其资本来源是社会总劳动成果的一部分，而非个人储蓄。

　　所以，农民在劳动年龄阶段通过缴纳公粮、承担剪刀差、提供义务工等方式参与了社会总产品的创造，他们的劳动贡献理应被计入社会总产品的分配范畴。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农民创造的农业剩余通过特定制度安排被转移至社会积累领域，构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这部分转移的价值属于“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即扩大再生产的积累源泉。

　　那么，当工业化积累的任务基本完成、工业化成果已经显现时，必然应当建立从积累领域向社会保障领域回流的机制，使农民能够分享工业化成果，获得相应的养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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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群体的所谓“税而不保”论，即认为农民缴纳的公粮属于税收性质、与社会保障缴费性质不同、因此不能作为农民享有养老保障权益的依据……

　　这一观点，首先在税收分类学的角度就站不住脚。

　　农业税(公粮)属于财产税类还是所得税类，恐怕真的需要辩一辩……

　　所得税是以纳税人的所得额为征税对象的税类，其征税对象是净收入，即收入减去成本、费用后的余额;而农业税的征税对象是农业收入，其计税依据是常年产量或实际产量，并未扣除生产成本和农民的基本生活费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税具有流转税或财产税的特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所得税。

　　其次就是从税负归宿切入，公粮“税而不保”也难有说服力。

　　个人所得税通常具有累进性，即高收入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或免税;但是公粮制度下，税负的分配具有明显的累退性特征：无论农民收成好坏、家庭贫富，都必须按照规定比例缴纳公粮，这导致贫困农民的税负相对更重。

　　有句话各位应该听过：

　　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

　　其实最为关键的点还是在于，将公粮简单等同于个人所得税这种论调实质上忽视了公粮制度与统购统销、剪刀差等制度安排的内在关联——公粮从根本上就不是孤立存在的税收制度，而是与统购统销制度紧密相连、与剪刀差机制相互补充的复合型汲取机制。

　　农民的实际负担，除公开的公粮缴纳外，还包括统购粮(价格低于市场价)和剪刀差(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所带来的隐性负担，所以将公粮等同于个人所得税，是对这一复合型汲取机制的片面理解和故意遮蔽。

　　如果说城市职工可凭“工龄”计费，为何农民不能也要求凭“农龄”计费?

　　更有甚者叫嚣：

　　农民有土地啊!土地可值钱了……

　　我真的是不清楚咱国家到底哪片土地、哪家农户能用土地换来每月几千、甚至上万的收成?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黄金田亩”又占多大比例?

　　根据多数权威媒体调查数据综合，上海地区农民基础养老金可达1490元/月，北京也处于较高水平，而部分中西部地区仅123元/月或115元/月，差距可达十三倍或更多。

　　这还只是农民之间的地域差距，如果再审视跨越阶级与工种的养老金水平则更加骇人：根据多方数据，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在3000元至6000元之间，部分数据显示为6000元或6099.8元，而机关单位处级以上干部退休工资则更加往上，至于厅级以上干部的退休工资更是外界难以清晰了解的“模糊地带”……

　　以“农民有土地”作为“无需为农民涨养老金”之依据的论调，我想问问，该论调背后，有没有哪位城市职工或体制内干部愿意拿出自己的退休工资去和所谓“坐拥土地”的老农们交换一番?

　　根据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近30 年来耕地养老保障功能的时空演变及政策启示》显示，自1986至2015年间，农村人均耕地养老保障价值从550元/年下降到150元/年，研究期间降幅达到72%。

　　而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的原因主要包括：劳作能力下降、人均耕地减少、农业收益下降、农村劳动力外流、土地流转困难、宅基地变现困难，等等等等。

　　这里还可以再提一个概念：养老金替代率。

　　意指衡量退休前后生活保障差异的重要指标，通常指退休时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的比率。

　　世界银行的建议是维持退休前生活水平不降，需要不低于70%的养老金替代率;而国际劳工组织业建议55%是“国际警戒线”，低于此数值，退休者生活水平将严重下降。

　　根据《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3》显示，养老金替代率逐年下降到46%，远低于55%的国际警戒线水平——但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替代率普遍较高，一般在80%-90%之间，甚至在十几年前就足以达到90%上下。

　　这意味着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能够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但是农民则面临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的风险。

　　这不仅是因为养老金金额的低下，更是因为身体的老化、健康状况的恶化，单个生产单元内的劳动效率远远低于年轻时。

　　更不要说，由于城乡保险负担能力的巨大差距，农村人口因“伤残病”返贫的风险远远大于城市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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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里则要引出又一个议题：是否新中国成立后的“工农剪刀差”战略是“工人剥削了农民”?

　　答案显然是非也。

　　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角，可以说“工业吸收了农业资本”，但就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而言则依旧是抱团的。

　　以新中国工农「消费水平比」作为例证就是很好的参考：

　　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14》

　　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工农差距总体上要远低于改革开放之后，甚至直至上世纪80年代，工农消费水平差距还在缩小。

　　转折点在于1991年，差距开始急剧扩大，一发不可收拾。

　　1991年，发生了什么?

　　那一年，是第一次农民工进城高峰，也是农村地区彻底被逐步抛弃的阶段起点，就此催生出载入史册的留守儿童、拐卖妇女、卖淫村、毒品村、艾滋村等历史性农村悲剧。

　　还是以「消费水平比」作为论据，可以再加入「人均产值比」，则进一步看出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绝无所谓“工人阶级剥削农民阶级”之说：

　　数据来自《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

　　从表中可以清晰看到，工农之间的人均产值差距持续在扩大，从新中国初期的五倍扩大到1978年的十几倍，但是工农之间的消费水平变化并不大。

　　简而言之：1949-1978年这三十年，农业确实为工业牺牲、奉献、付出巨大，但这份贡献实实在在投入到国家层面的「公有制」建设中，实实在在给予了「全民所有制」下的集体利益，为新中国抵御外侮、翻新基建、巩固国防与高新科技的快速工业化之路提供了能量。

　　根据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的指出：

　　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平均工资为六百四十四元，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四，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工资增长百分之二十三。工资虽然增加不多，但由于就业人数增加，每个家庭的总收入增加是比较多的。

　　根据城镇典型调查，每个职工赡养的家庭人口(包括本人)，由一九五六年的三点四人降为一九七八年的二点一人。农村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平均每人为七十三元九角，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八十二。三十年来，我国的卫生、体育事业不断发展。一九七八年，全国医院病床达到一百八十五万六千张，比一九五二年增长十一倍;平均每万人拥有医生十人。职工全部实行公费医疗，全国农村有百分之八十二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达到一百六十多万人。

　　显而易见，1978年工人平均工资比1952年增长了44%(如果是1978年比1957年，增长率会更低)，而农民1978年的集体收入比1957年增长了82%——农民的集体收入增长甚至还是超过工人增长速度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多年来，不论是互联网上还是现实生活中，农民哪怕日子过的再不好，反正我个人真的没见过指责抱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几乎没见过指责抱怨毛主席的——反之，中国的农民群体直到今时今日依旧是最怀念毛主席时代、最拥护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阶级群体。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什么拉开了城乡差距、拉开了农民与企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待遇差距——以至于到今天，舆论场上的一帮人竟然要以市场经济逻辑去要求农民“自负盈亏”、以“税而不保”的理论矮化农民阶级昔日的公粮制度?

　　答案就是两个节点：70年代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80年代中期的养老金“双轨制”。

　　前者打碎了农民赖以为生的“集体供养池”，土地承包到户，生产队解散，集体统一经营与分配体系崩溃，合作医疗覆盖率从1978年的90%骤降至1985年的5%以下(数据源于李汉才《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特征》)，五保供养标准大幅降低，部分地区甚至中断;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显示，农村65岁以上老人中78.3%依靠家庭赡养，15.6%依靠自身劳动收入，仅有6.1%获得集体或政府补助(数据源同上)。

　　后者则助推了无限拔高的机关事业单位干部退休待遇——哪怕十八大后(2014年)为解决这一不公、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和公平而启动了力度空前的改革(旨在破除养老金双轨制、实现并轨)，但是阻力、桎梏、惯性依旧未得根除。

　　去年数据暂未完全出炉，而若看前年的话，至2024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8.7万亿元，但当年实际支出缺口已达1.41万亿元(剔除财政补贴1.93万亿之后)。

　　事实上，财政补贴规模早已呈持续上升趋势(三大养老基金口径)：2008年1341亿元，2018年12151亿元，2024年19267亿元——十五年来增长十五倍，近六年年均增速约7.8%，远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截至2024年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10.73亿人，其中分为三大部分：

　　(一)机关事业单位参保0.62亿人(新增118万人)，领取待遇0.23亿人(新增99万人)。在十八大后进行的并轨改革之前，该群体无需缴费，由财政全额负担退休金，从而形成大量“空账”即历史遗留问题，直到2014年这种局面才开始改善。到2024年时，机关事业单位这个盘子收入1.77万亿元(保费1.05万亿+财政0.67万亿)，支出高达1.76万亿元。但由于之前为空账运行，所以年末累计结存仅为4287亿。体制内离退休职工养老金年月均领取金额高达6364元、年均高达7.6万元，几乎是企业职工养老金4.02万元的两倍、农村老人养老金领取金额2929元的二十六倍，历史造成的制度成本仍未完全消化;

　　(二)企业职工参保4.73亿人(新增1214万人)，领取待遇444万人;

　　(三)最大头的城乡居民参保5.38亿人，减少了693万人，是三大盘子里的唯一减员;其中领取待遇1.8亿人，新增1902万人。

　　梳理历年财政决算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可以统计出，近年社会保障力度持续加码：2017至2024年，社保与就业总支出从 2.46 万亿升至 4.21万亿元，八年增幅达 71.2%——其中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的增长最为突出，从7579亿元跃升至15883亿元，八年直接翻倍(增幅110.9%)，是所有支出项中的最大部分。

　　各个口径的数据都显示，近年来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仍呈现上升趋势。

　　2004年到2020年间，以中间口径度量的我国财政供养人员从5212万人增加到6846万人。

　　尽管2013年政府机构改革后，财政供养人员增速有所放缓，但就其“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目标而言，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上升趋势仍未被彻底抑制。

　　从相对规模上看，2020年我国以财政供养人员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衡量的“供养率”已上升到4.85%——即平均而言，每百人中有近5人为财政供养人员;其中，在职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也从5.04%上升到5.54%。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员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由财政资金支付薪酬。

　　随着人口老龄化危机加剧，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上调，至2030年，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将层层递进，从十五年提高至二十年……

　　跋

　　或许又会有人提问：

　　可以给农村老人大幅度涨养老金啊，但是钱从哪来?

　　是啊，好问题，钱从哪来?

　　然而，只要你通读完全文，我不相信你寻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自1992年施行“老农保”以来，三十多年了，在我国社会转型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宏大叙事中，农民养老问题始终是一个核心且棘手的议题。

　　数亿在历史上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基石的农民，在步入晚年时却面临着与城镇退休职工天壤之别的养老待遇……

　　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公平与伦理问题。

　　“税而不保”论断的背后，是一种试图将一个充满历史情感和道德争议的议题，转化为一个“去价值化”的技术性、程序性议题的极端社会达尔文主义姿态。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就是“适者生存”，就是将一切不平等自然化。

　　公粮“税而不保”理论就是巧妙地实现了将不平等的现实规则化、合理化、自然化的效果。

　　在这个论述中，由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差距、人民公社瓦解后的老无所依困境所共同堆砌设定的那套“游戏规则”(即农民被排除在社保体系之外)，被当作是一个不证自明、无可置疑的宏观前提，宛若一个竞技场……

　　那么，在这个竞技场里，谁是“适者”?

　　是那些在制度轨道内拥有城镇户口、进入机关单位体制、有正式“社保缴费记录”的城镇编制工?还是那些被制度排斥在外的农民?

　　竞技场的结果向来只有一个，那就是“优胜劣汰”。

　　当这场“比赛”结束，步入老年时，“适者”们获得了丰厚的养老金，“不适者”们则只能得到微薄的生存补贴——此时，“公粮税收论”登场，它扮演的角色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角色：为这一巨大的差异结果进行辩护。

　　它宣称这个结果是“公平”的，因为完全符合“游戏规则”(税和社保的区分)，任何试图改变这一结果的补偿诉求(如承认公粮贡献)都会被视为是“破坏规则”、“无理取闹”……

　　通过这一系列操作，一个由人为的、充满歧视性的制度设计所造成的巨大社会落差，便被成功地包装成了一个遵守“规则”的、程序正义的、无可厚非的“自然”结果。

　　2024年数据显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全国最低标准仅为每月123元;即使是实际人均发放额，全国平均也仅为246元……

　　这个数额在当今的物价水平下，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它甚至远低于农村的低保标准(月均约530元)，连最基本的生活尊严都难以维持。

　　如何看待农民养老金议题，足以洞彻一个人的底色。

　　恰如一年多前轰轰烈烈的“小红书对账”运动中，某些人不慎漏出的尾巴：

　　我在上一篇《生命树》剧评文章里写过，青海省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率先步入现代化做出了史诗级的经济牺牲——那么同理，同样为国家快速发展献出心力的农民阶级，是不是也应该在行至暮年时，如青海省那般获得属于自己的“转移支付”呢?

　　相比于日本、韩国、欧洲等地区政治势力庞大的农民协会、手握选票而颐指气使的农民团体、动辄擅自调控操纵农产品价格及产量的农民组织、时不时就开着挖掘机拖拉机进城游行示威的农民斗士……

　　我们中国的农民真的已经够老实，够听话，够有觉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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