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斩首”到轰炸——伊朗之殇与帝国主义的战争本质

　　伊朗最高领袖在任内遇袭身亡的骇人事件，连同此前美以军事力量对伊朗本土的狂轰滥炸，如同一道撕裂夜空的闪电，以极端残酷的方式，将当代国际政治中最为血腥、野蛮的一页暴露于世人眼前。这绝非一起孤立的“恐怖袭击”或偶然的“军事误判”，而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后，其内在的、无法自我克服的侵略、扩张与战争本能的集中爆发与必然产物。当霸权国家及其代理人，能够肆无忌惮地将一个主权国家的元首作为“清除”目标，能够无视一切国际法准则对另一个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发动军事打击时，这已远非寻常的地缘政治博弈，而是赤裸裸的、以国家恐怖主义形式呈现的帝国主义战争行为。

　　然而，在愤怒声讨帝国主义战争罪行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要求我们必须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在拥有丰厚资源和重要战略地位的条件下，伊朗会陷入今天这般内外交困的境地?为什么外部打击能够产生如此致命的“斩首”效果?答案同样指向内部——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在今天的德黑兰上空得到了最残酷的验证。

　　一、总统遇害：国家恐怖主义与“斩首”战争的终极形态

　　对一国合法当选的最高领导人进行物理消灭，是国际关系史上最为严重的战争行为之一，其性质远超一般意义上的军事冲突。它标志着霸权主义者在推行其意志时，已彻底抛弃了最后一点虚伪的国际规范与道德遮羞布，将人类社会拉回至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巅峰。这一行径，是帝国主义“战争逻辑”的极端体现：

　　首先，它暴露了帝国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绝对冷酷。在帝国主义者的战略棋盘中，阻碍其全球霸权布局、控制关键地缘板块与战略资源的国家与政权，皆是必须被“处理”的障碍。当其认为通过经济制裁、外交孤立、颜色革命乃至常规战争仍不足以达成目标，或成本过高时，采取包括暗杀、颠覆在内的“非常规”手段，便成为其选项清单上的合理一环。从历史上中情局策动对多国领导人的暗杀阴谋，到近年来无人机“定点清除”他国军政要员，直至今日针对伊朗总统的袭击，其行为模式一脉相承，只是规模和胆量不断升级。这并非某个领导人或政党的“疯狂”，而是垄断资本集团在追求绝对安全与绝对霸权过程中，所展现的绝对暴力。

　　其次，它体现了帝国主义“以战慑众”的心理战本质。消灭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和实际领导力的国家元首，其目的远不止于消灭一个人，而在于震慑一个民族，瓦解一个政权的抵抗意志，在其内部制造恐慌、分裂与混乱，从而以最小成本实现政权更迭或战略屈服。这是一种旨在摧毁对手精神防线的心理战争，是帝国主义企图不通过全面占领而达成征服目的之阴险手段。其传递的信号冷酷而清晰：任何敢于挑战美国及其盟友核心利益的国家及其领导人，都可能面临“合法”身份也无法保障的灭顶之灾。这种“顺昌逆亡”的霸权逻辑，是对主权平等原则最彻底的践踏。

　　然而，帝国主义的“斩首”行动之所以能够精准命中，其心理战之所以能够奏效，往往与目标国家内部的状态密切相关。2026年初，就在美以军事打击前夕，美国财政部披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仅数日内，伊朗高层就向迪拜的托管账户转移了高达15亿美元的资金，甚至最高领袖的儿子一人就转移了约3.28亿美元。这一幕被美国财政部长辛辣地比喻为“老鼠逃离沉船”——当船长还在高喊“坚守岗位”，当水手还在准备战斗，老鼠们却早已叼着金银细软，悄悄跳上了逃生的小艇。这种统治精英的离心离德，这种在国家危难之际率先自保的行为，比任何敌人的宣传都更具杀伤力。它告诉每一个伊朗人：你们效忠的领袖，正在用你们的未来为自己购买海外的保险。当一个政权出现这样的内部裂缝，外部打击就更容易找到突破口，甚至可能形成“里应外合”的致命共振。

　　因此，伊朗总统遇害事件，既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地区盟友所推行的一套完整的、系统性的“混合战争”中的致命一环，也是伊朗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在外部压力下的集中爆发。这套战争模式结合了经济绞杀、舆论抹黑、网络攻击、代理人战争、特种作战与国家恐怖主义，其战争本质并未因形式的“非常规化”而有丝毫改变，反而因其无底线而更具破坏性与危险性。它清晰地表明，在帝国主义眼中，战争与和平的界限早已模糊，只要有利于维护其全球统治地位，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针对任何目标(包括一国元首)的暴力行为，都可以被其自我定义为“战争行为”或“必要措施”。

　　二、战争根源：垄断资本驱动下的生存与扩张逻辑

　　要深刻理解为何美帝国主义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持续对伊朗这样一个地区大国施加包括军事打击、领导人暗杀在内的极限压力，就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其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而垄断，必然产生争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销售市场和战略要地的激烈斗争，当这种斗争无法通过“和平”的瓜分来调和时，战争便成为最终手段。

　　伊朗，恰恰触动了当代美帝国主义的几根核心神经：

　　其一，资源命脉的控制权。伊朗坐拥全球首屈一指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且地处霍尔木兹海峡这一世界能源运输的咽喉要道。对于一个建立在金融资本全球流动、美元霸权与能源控制基础上的帝国而言，一个不受其控制、甚至敢于挑战“石油美元”体系的资源大国，是其全球吸血网络中的“血栓”，必须被疏通或清除。控制伊朗，意味着巩固对全球能源定价、流向的绝对主导，这是维护美元霸权与金融垄断利益的基石。

　　其二，独立发展道路的“坏榜样”。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拒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依附西方体系。它在中东地区构建的“抵抗阵线”，有效遏制了美国和以色列扩张主义的地缘战略。一个能够在中东成功抵御美国数十年高压而不倒，并发展出相当国防工业与地区影响力的国家，对于美国企图通过“民主改造”或武力征服来完全掌控中东的计划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更对全球其他试图摆脱西方控制的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打破伊朗，便能摧毁中东地区反霸力量的支柱，并为震慑其他“不听话”的国家立威。

　　其三，战略格局的挑战者。伊朗作为地区主要力量，其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及其所代表的、抗拒外部强权干涉的发展模式，本身已成为冲击美国单极霸权秩序的重要象征。它在中东及更广泛伊斯兰世界所凝聚的影响力，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地缘政治与文明认同中心，客观上推动了国际力量对比的多元化演进。在美国将“大国竞争”与维护全球主导权视为核心战略目标的背景下，打击伊朗，是其全球战略布局中关键的一环，旨在清除一个可能扰动其盟友体系、阻碍其地区掌控力并鼓舞其他独立力量的区域性支柱，从而维护其日益受到挑战的全球霸权地位。

　　因此，对伊朗的战争行为(包括轰炸与暗杀)，是垄断金融资本为维护其全球剥削体系、掠夺战略资源、扼杀任何独立发展可能、打压多极化趋势而发动的进攻。它不是关于“核扩散”或“恐怖主义”的道德叙事，而是关于利润、控制与霸权的生死斗争。战争的本质，是政治的延续;而帝国主义政治的最高表现，就是战争。当政治、经济、外交的压迫不足以达成目标时，最直接的暴力——无论是以飞机轰炸的形式，还是以隐秘子弹的形式——便会登上舞台。这正是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在拥有如此丰厚资源和战略地位的条件下，伊朗会成为帝国主义眼中“必须清除”的目标，却又同时陷入如此被动的局面?答案同样指向内部的结构性溃败。

　　当权贵阶层在国家危难之际大规模向海外转移资产，当“死囚变财神”的赞贾尼案暴露出司法可以讨价还价——巴巴克·赞贾尼曾因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挪用数十亿美元被判处死刑，却在2024年神秘地“减刑”获释，随后成为革命卫队相关项目的金融支持者，甚至控制多家数字资产交易所，处理了超过940亿美元的交易。当革命卫队关联企业的巨额贪腐成为公开的秘密，Yas Holding卷入数十亿资金被抽走的丑闻，并由安全与政治高层的最高层保护。当医疗补贴资金在黑市中流失，本应用于基本药品的补贴外汇屡屡消失在海外渠道中。当金融系统被监管捕获，阿扬德银行的倒闭暴露了内部借贷的黑幕，数万亿里亚尔被输送给有关系的个人和无果的项目，最终由储户通过通货膨胀承担损失。

　　这些“内溃”正在日复一日地消耗着国家的抵抗力。外部制裁固然残酷，但内部腐败才是让制裁真正“生效”的管道——如果没有内部权贵的配合，如果没有特权阶层将国家财富运往海外，制裁的杀伤力将大打折扣。外部打击固然凶险，但内部离心才是让打击“致命”的关键——那些精准命中总统府附近的导弹坐标，那些可能因经济压力或对体制失望而“另谋出路”的内部人员，那些在生死存亡之际选择“各奔前程”而非“与国同休”的精英，都在用行动印证着“内因决定论”的深刻道理。

　　与此同时，普通伊朗人正在经历怎样的生活?2026年2月，就在美以发动空袭的前夕，伊朗社会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货币里亚尔对美元汇率在2015年核协议签署时尚为32,000：1，2025年12月跌至130万：1，到2026年2月底，在战争恐慌的冲击下，更是一度跌破165万：1的历史低点。通胀率超过46%，退休公务员易卜拉欣·莫梅尼每月收入约7亿里亚尔(约合540美元)，但仅仅一个月内，一公斤红肉就从1300万里亚尔(10美元)涨到2200万里亚尔(17美元);一升牛奶价格翻倍，从52万里亚尔涨到110万里亚尔;一盒意大利面从34万里亚尔涨到57万里亚尔。44岁的出租车司机法哈德·帕纳希拉德无奈地说：“低收入和固定工资的人正因物价上涨而受苦。”为了应对飞涨的物价，德黑兰的市民们各显神通：有人每天刷社交媒体查看最新价格，有人等到晚上去买即将过期的半价蔬菜，有人在战争威胁日益逼近的情况下抢购应急物资——手电筒、小型燃气灶、封窗用的胶带。

　　这些普通人的挣扎，与那些向迪拜转移数亿美元的权贵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当精英们忙着在海外置产，普通人却在为明天的面包发愁;当权贵们用加密货币转移资产，普通人连基本的银行账户都难以维持。这种撕裂，比任何外部攻击都更深刻地动摇着政权的根基。一个连自己的人民都无法养活、连自己的精英都无法约束的政权，拿什么去抵挡外敌的炮火?

　　三、历史明鉴：从“纸老虎”论到敢于斗争的艺术

　　面对如此穷凶极恶、毫无底线的帝国主义战争威胁，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应当何为?是屈膝投降，寄望于霸权者的“仁慈”?还是奋起抗争，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历史的智慧光芒万丈。

　　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为我们提供了穿透敌人嚣张气焰、看清其虚弱本质的锐利武器。美帝国主义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这是其“真老虎”的一面，必须认真对待，在战略上藐视它。但另一方面，它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失道寡助;其内部矛盾深重，经济空心化、社会撕裂、政治极化;其在全球铺开的摊子过大，力量分散，顾此失彼;世界上爱好和平、反对霸权的力量正在持续增长。这些决定了它本质上是“纸老虎”，是历史上走向灭亡的腐朽力量。

　　关键在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斗争，就是要像新中国当年在朝鲜战场直面强敌一样，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用英勇无畏的精神铸就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对于帝国主义的战争恫吓与颠覆阴谋，唯有坚定的抵抗意志和充分的应对准备，才能迫使它权衡代价，知难而退。任何幻想与妥协，只会助长其贪婪与凶焰，使其“真老虎”的一面更加猖獗。

　　但“善于斗争”的另一层含义，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抵抗外侮，首先要净化自身。毛主席在论述“纸老虎”时，从未忽视内因的决定性作用——他反复强调“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当一个政权内部出现深刻的价值危机，当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撕裂达到临界点，当“国家利益”在特权阶层眼中不如“家族财富”重要时，这个政权就自己从内部削弱了自己抵抗的根基。

　　2025年底至2026年初席卷伊朗的大规模抗议，表面上是因经济问题而起，深层却是对体制的愤怒。当民众在街头高喊口号时，他们抗议的不仅是物价上涨，更是权贵的贪婪;当退休公务员为买不起红肉而叹息时，他们怨恨的不仅是制裁，更是那些在制裁中依然富可敌国的特权阶层。这种“内溃”比任何外部打击都更具破坏性，因为它直接瓦解了政权最需要的资源——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毛主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句话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如果群众不再真心实意地拥护，如果群众在“外敌压境”时首先想到的是“凭什么我们要为那些逃跑的权贵卖命”，那么再坚固的堡垒也会摇摇欲坠。这正是伊朗局势中最危险的“共振效应”——外部的打击与内部的离心相互激荡，使本已艰难的局面雪上加霜。

　　伊朗总统的遇害与美以对伊朗的持续袭击，是一声响彻世界的刺耳警钟。它以一种残酷到极致的方式宣告：帝国主义的战争本性从未改变，在其实力相对下降、内部危机加深的今天，其对外冒险性与疯狂性甚至可能进一步上升。战争，这个人类社会的巨大悲剧，依然高悬在渴望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各国人民头上。

　　这一严峻现实，要求一切珍视主权、独立与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必须彻底放弃对帝国主义“回心转意”的幻想。和平不能靠乞求得来，尊严不会在妥协中保全。唯有认清帝国主义“战争策源地”的本质，继承和发扬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历史传统，团结起来，用坚定的意志、强大的实力和高超的战略智慧，构筑起维护和平与正义的铜墙铁壁，才能有效遏制战争疯子的冒险冲动。

　　而构筑铜墙铁壁的第一块基石，是内部的清明与团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当每一个官员都能像普通百姓一样为物价发愁时，当每一个特权者都不敢将国家财产据为己有时，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现实而非口号时，这个国家才真正不可战胜。帝国主义之所以是“纸老虎”，不仅因为它在道义上失道寡助，更因为在觉醒的、团结的、内部清明的民族面前，它的一切阴谋诡计都将无处施展。反过来说，如果内部溃烂，那么“纸老虎”也可能变成“真老虎”，因为它总能找到从内部下手的缝隙。

　　我们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与国家恐怖主义。我们坚信，无论帝国主义如何张牙舞爪，如何玩弄“混合战争”与“斩首”阴谋，在觉醒的、团结的、坚持斗争的世界人民面前，其最终命运，必如毛主席所断言，只能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而人民，必将在这场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伟大斗争中，获得新生。

　　付欣宇1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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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于2026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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