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出版发行与传播
《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载体，系统汇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与理论创新，被毛泽东称为“血的著作”。《毛选》的出版发行及广泛传播，有力推动了全国各族人民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于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凝聚力具有深远影响。1951年，《毛选》第1卷正式出版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进入体系化、大众化传播的新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至1965年，包括多民族文版的《毛选》4卷本相继出版发行，并经由报刊媒介等宣传渠道，在边疆民族地区广泛传播。以往对《毛选》在边疆民族地区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文版本的译介出版方面，对《毛选》的传播脉络及其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塑造作用的研究仍显不足。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角度看，《毛选》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出版发行与广泛传播，展现着边疆各族人民一心向党、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生动图景，彰显出党的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所具有的多维度、深层次变革力量。因此，本文从经典文本发行传播的整体视角出发，梳理《毛选》在边疆民族地区发行传播的历史脉络与具体影响，以期揭示党的理论成果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这既有助于深入理解党在边疆民族地区增进政党认同、国家认同与维护民族团结的历史实践，也可以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与教育人民提供借鉴启示。
一、《毛选》面向边疆民族地区的出版发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地出版过几种毛泽东的著作选集，但受战时条件限制，这些作品未经中共中央批准，也未经毛泽东本人审定。这就使得这些版本存在编辑体例不一、文本错漏、部分重要文献未收录等情况，难以满足广大干部群众系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需求。受多种因素影响，这一时期只有少量毛泽东著作被翻译成部分民族文字，更难以满足边疆民族地区干部群众系统学习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出版发行更系统、更完善的毛泽东著作，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被提上日程。195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并专门成立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1951年10月，《毛选》第1卷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版在全国各大城市同时发行。至1960年9月，《毛选》第1至4卷全部出版发行。这版《毛选》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出版发行，受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一)为《毛选》出版发行系统配发民族文版本
为帮助各族干部群众更好地学习毛泽东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加强党的理论在民族地区的传播，党中央在《毛选》第1卷编辑过程中，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决定将其系统译成民族文版本及时出版发行。以新疆为例，1951年3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即开始根据要求组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版《毛选》的翻译工作。1951年10月12日，新华书店新疆分店发行《毛选》第1卷，由于尚不能同步完成整卷翻译，因此配套发行了维吾尔文、蒙古文、哈萨克文版的毛泽东著作小册子，包括《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毛选》第1卷发行后，新疆各族人民对《毛选》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不仅积极购买和阅读学习，还纷纷致信新疆人民出版社询问“民族文字的《毛泽东选集》什么时候出版”。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要求，同时确保译文质量，《毛选》第1卷出版后，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成立《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委员会，负责领导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版《毛选》的翻译出版工作。在翻译出版委员会的领导下，经过新疆人民出版社的不懈努力，1952年4月，《毛选》第1卷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版单行册出版发行，其中维文单行册6种，哈文单行册4种。单行册发行后，翻译出版委员会广泛征集各民族读者和翻译界的意见，有针对性地加以调整，以使译文更加准确。至1953年春，新疆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维吾尔文版、哈萨克文版《毛选》第1卷单行本15分册，发行37.5万余册。此后，新疆用民族文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发行量逐年增长。据有关部门统计，至 1965年，新疆各地新华书店已发行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版的毛泽东著作439万余册。
同一时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在中共中央蒙绥分局《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的领导下，也进行了蒙古文版的翻译。1953年3月末，《毛选》第1卷蒙古文版单行本以17分册的形式出版，至4月底就已发行6.8万册。到1962年时，蒙古文版《毛选》第1至4卷已全部完成出版。
藏文版《毛选》的翻译出版工作，则是以民族出版社的藏文翻译室为核心，组织全国藏文翻译力量在北京集中进行的。1959年至1965年间，西藏共发行藏文版毛泽东著作3.2万册。
至1965年，《毛选》第1至4卷全部被系统翻译为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藏文、朝鲜文5种主要少数民族文字并出版，借助多样化渠道，与《毛选》4卷本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版在边疆民族地区广泛传播。据统计，仅在1965年，以民族文字出版的《毛选》及相关著作的单行本发行量即达372万册，是边疆民族地区当之无愧的第一畅销书。
(二)拓展《毛选》在边疆民族地区宣传及发行渠道
《毛选》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广泛传播，得益于多媒介的宣传与多元化的发行渠道。在媒介宣传层面，地方报刊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与内容推介作用。每当《毛选》新卷发行时，《新疆日报》《内蒙古日报》等地方主要报刊会专门安排版面，对其内容进行介绍，还会单独刊载其中一些重要文章。如1951年4月至1952年7月间，《新疆日报》曾连续刊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矛盾论》等8篇毛泽东著作，供读者进行学习。1952年4月12日，《新疆日报》更是利用整版篇幅发出号召，倡导社会各界深入学习《毛选》，将其视为“建设新中国的理论武器”。同时，在《毛选》中的重要著作发表周年之际，报刊也会组织专文纪念，引导读者重温经典。如1961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35周年，《宁夏日报》曾刊发《必须学会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解读性文章;1962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宁夏日报》《新疆日报》亦有专版进行纪念与推介。这种持续、多节点的宣传，使《毛选》内容在时间维度上不断被唤起和深化，实现了再传播。与此同时，广播电台在宣传和推介《毛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各自治区相继建立人民广播电台，有效突破了地理空间阻隔与识字率低的影响，对《毛选》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一位70多岁的维吾尔族老人晚上从广播中听到维吾尔文版《毛选》第3卷在喀什发行的消息，次日天不亮就骑毛驴赶到十多里外的书店，为家人购得5本。
在发行层面，实体渠道的建设拓展了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新华书店为保障《毛选》有效发行，各分店、支店普遍成立了 “《毛泽东选集》发行小组”，由经理任组长，统筹安排发行计划、布置宣传橱窗等相关工作。在增设固定网点的同时，书店还积极发展流动供应体系，通过马车售书站、背篓送书队等形式，将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画像送至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如蒙古族农牧民就将这些送来的《毛选》亲切地称为“布音克”(即泉水)。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新华书店的售书员背着书箱外出售书，同时宣传毛泽东思想，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这种多媒介、多渠道相互配合的宣传发行体系，为《毛选》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广泛、深入与持续传播提供了坚实保障。
(三)边疆民族地区各族干部群众踊跃购买《毛选》
《毛选》的出版发行，在全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牵动着边疆各族干部群众的心。各族干部群众每逢《毛选》发行，便踊跃前往购买。1951年10月，在《毛选》第1卷首发的购书现场，党员干部、解放军战士和学生在新华书店的留言簿处留言：“我买到了这书，就像见到毛主席一样的高兴”，“我学习《毛泽东选集》，就觉得毛主席站在我的面前向我指出着前进的方向”。《毛选》第1卷在银川新华书店和宁夏日报门市部同时发售时，银川各机关干部、工人、学生争相购买，省商业厅干部及宁夏师范、女子中学的师生，甚至敲锣打鼓、扭着秧歌前往书店。买到《毛选》的读者互相握手道贺，视之为“最大的荣幸”。
随着各民族文版《毛选》的相继发行，各族群众的购书热情持续高涨。如1952年4月10日，《毛选》第2卷出版发行，第1卷的维吾尔文与哈萨克文单行本也同时出版发行。迪化市新华书店仅在10日上午4小时内即售出《毛选》第2卷1820册，维吾尔文版单行本5500册，哈萨克文版单行本480册。来自新疆军区政治训练班的维吾尔、哈萨克、锡伯等多民族学员集体前往书店，共购买维吾尔文与哈萨克文版单行本2320册。此后，各卷次民族文版的发行范围与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如《毛选》第3卷藏文版发行时，到新华书店购买这本书的囊括社会各界人士，既有前来参加自治区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和出席政协西藏委员会二届一次会议的委员，也包括藏族干部、工人、城市居民、郊区农民等。又如《毛选》第4卷蒙古文版在呼和浩特市发行时，天刚破晓就已有众多当地干部、学生、解放军和广大市民聚集在新华书店门前等候。这些不同地区的发行实况，生动反映出各族人民对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热情及对中国共产党的敬爱。
二、边疆民族地区掀起《毛选》学习热潮
我们党高度重视理论教育工作，在《毛选》第1卷出版前便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的通知》等文件，强调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与学习摆在党的理论工作的首要位置。《毛选》发行后，中央相关部门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组织干部分级学习，要求“对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能够熟悉”。这些要求和部署为全国各地开展学习提供了范例。在此基础上，边疆民族地区各级党委积极推动、各族群众热烈响应，逐步建立起覆盖干部与群众、贯通理论与实践的常态化学习机制，切实推动了毛泽东思想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深植厚培与学用贯通。
(一)领导干部发出号召，党政机关带头学习
作为学习运动的核心领导力量，边疆民族地区各地各级党组织将《毛选》学习宣传工作纳入重要议程，构建起层级分明、覆盖全面的系统化学习机制。首先是各地党政领导干部通过报刊等媒介发出学习《毛选》的号召。如在《毛选》第1卷出版前夕，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三书记张邦英便作了《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专题报告，宣传《毛选》出版的重大政治意义，作出学习《毛选》的号召与安排。分局其他委员也在《新疆日报》发表了他们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文章。《毛选》第1卷正式发行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李景林号召全省所有党员和青年团员用实际行动，认真学习《毛选》。《毛选》第2卷出版后，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王震以《建立学习〈毛泽东选集〉的制度》为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伟大贡献》为题，在《新疆日报》发表文章，号召广大干部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内蒙古则召开专题动员大会，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乌兰夫强调学习《毛选》是内蒙古干部的政治任务，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运用毛泽东思想推动内蒙古建设。此后，随着《毛选》各卷出版，相关学习动员工作也持续深入。
同时，各地各级党组织制定了学习《毛选》的具体方法和相关规定。在《毛选》第1卷即将出版前夕，中共中央西南分局即计划除组织专文宣传介绍外，还拟安排县级以上干部系统学习。1952年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发出学习《毛选》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召集会议，深入动员开展学习。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中共青海省委都组织高级干部统一学习《毛选》，要求每位学员每周至少学习6小时，需制定个人学习计划，定期提交学习简报，并在每阶段结束时撰写学习心得、论文，参与讨论、进行汇报。1960年1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作出《关于在干部和群众中深入开展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运动的决定》，号召在全区范围内广泛掀起学习热潮。决定发布后，《广西妇女报》《广西青年日报》等媒体纷纷刊文，推动了学习运动的全面开展。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彰显了《毛选》出版的重大政治意义，也为毛泽东思想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广泛传播与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企事业单位深入推进学习
除党政机关外，边疆民族地区的工矿企业、学校、医院等企事业单位也重视深入学习《毛选》，形成有组织、有检查、有评比的学习体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学习实践颇具代表性。1960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宣传部召开直属机关干部学习《毛选》动员大会后，各地厂矿、高校、医院等单位快速响应，相继召开誓师大会、座谈会并组建核心学习组，推动毛泽东著作学习向纵深延伸，仅在延吉县就有10万余人参加学习。在许多企业中，都建立起常态化的学习机制。如石岘造纸厂组建20个职工学习小组，利用工会活动、车间会议等时间开展学习与讨论。企业职工还注重将理论学习与日常生产结合起来。如有的职工在学习《实践论》后，发扬创新精神，成功研制出电子自动测定器，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文教机构的学习同样呈现出组织化、深入化的特点。如延边地区的医学院建立起124个师生互助学习小组，延边大学师生两年内购置《毛选》1956卷、单行本3700册，撰写笔记34000页、科学论文12000页。在教学实践中，延边艺术学校教师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观点融入语文教学，引导学生分析人民公社中不同阶层的态度。延边教育出版社则推行“读想写听说论并举、集中与分散学习并行”的创新方法，通过办学习报、树标兵和定期评比，建立起可持续的学习机制。
(三)各族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
《毛选》出版发行后，边疆各族群众将其视为提升自身政治理论素养、指导工作实践的“金钥匙”，掀起了形式多样的学习热潮。读报组是广受群众喜爱的学习《毛选》的方式。如新疆的民族语文读报组以《新疆日报》为读本，结合当地实际，选择汉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等不同版本，开展读报活动。读报人由兼具政治素养和文化水平的各族干部、教师等担任，他们与听报的各族群众有着共同的语言习惯、生活经验与价值理念，具备向听报人员传递信息、调动情感的独特优势。一些牧区也专门设置读报组，在帐篷中朗读和宣讲《毛选》。如天山牧区的哈萨克族牧民，就是通过读报组学习了哈萨克文版的《毛选》单行本，包括《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这种适应边疆民族地区实际的学习模式，使《毛选》真正成为连接国家意识形态与边疆社会生活的桥梁。除了读报组，扫盲班与夜校也是边疆民族地区广大群众学习《毛选》的重要途径。边疆民族地区的扫盲班与夜校经常将《毛选》作为授课教材，成为讲解毛泽东文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平台，吸引了许多群众踊跃听讲。如海南各农场设立“文化教育委员会”或扫盲小组，在生产队广泛开办夜校。据当时的苗族学员回忆，夜校在教授识字的同时，还组织学习《毛选》中的《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重要文章。又如，在云南腾冲，驻地解放军帮助傈僳族村寨开办文化夜校，组织入伍新兵和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学习《毛选》。通过有组织的学习教育，使得原本不识字的傈僳族大队党支部书记能够独立阅读《毛选》。
综上可见，边疆民族地区干部群众对《毛选》的学习，形成了组织推动与群众响应相结合、制度性安排与多样性实践相统一的机制。一方面，学习活动在各级党组织统一领导下开展，通过制定明确的学习方案、建立专门的学习组织、规定具体的学习要求，将学习构建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并逐步融入日常工作，形成了自上而下、覆盖广泛的有组织的学习网络，体现了高度的计划性与系统性。另一方面，学习实践并非简单机械的灌输，而是注重与民族边疆地区的语言环境、社会生活和生产实际相适应。无论是借助民族语言文字开展的读报宣讲，还是与扫盲教育、业务工作相结合的学习形式，都反映出学习活动在基层社会中所呈现出的灵活性与务实性。这种组织化部署与多样化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是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在边疆民族地区传播与学习的基本形态，也是实现有效传播与深度内化的关键所在。
三、《毛选》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出版发行和传播有力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
《毛选》的出版发行和传播，实质上是将党的理论、执政理念、政策安排等转化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资源与文化形态，塑造各族群众对党和国家认同的过程。一方面，《毛选》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为边疆民族地区各族群众提供了价值观引领和方法论指导;另一方面，通过读报组、夜校等组织形式，各族群众在集体学习中将抽象的政治理念与自身生活经验联系起来，逐步形成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新中国”等概念的具体认知与情感归属。这种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传播与自下而上的知识和文化再生产相互交织，丰富了各族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情感联结、强化了边疆与内地的政治及文化纽带，为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
(一)提升干部队伍理论素养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艰巨任务。边疆民族地区干部要团结带领各族群众共同完成这一任务，关键在于培养自身的革命斗志和革命能力。以《毛选》武装干部头脑，坚定了干部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决心和信心。如在《毛选》藏文版发行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朗顿·贡噶旺秋等人表示，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就必须深入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以指导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将文本学习与自我革新相结合的做法，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干部群体中颇具代表性。《毛选》中蕴含的科学方法论和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也为各族干部分析与解决问题提供了思想武器。如新疆政法干校教师通过学习《实践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突破了经验主义的桎梏，建立起阶级分析的思维框架，破解了工作中的难题。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党委副书记塔依尔·买买提力长期坚持学习毛泽东著作，结合《实践论》指导畜牧业发展，实地考察数千公里，带领群众建设人工草场，显著改善了帕米尔高原的畜牧业面貌。实践证明，《毛选》中的理论智慧完成了从理论文本到实践效能的价值跃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此外，在少数民族干部培养过程中，毛泽东的著作始终是教育培训体系的核心内容。1950年，全国少数民族干部只有1万人;1956年，增加到21万人;1966年，则已达到80万人。这支经过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成为联系各族人民群众、维护民族团结的核心力量。他们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深层次上拓展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路径。
(二)增强边疆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
新中国成立之初，边疆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全面展开，多种形态的经济社会制度并存。同时，国民党残余力量和土匪尚未肃清，社会秩序很不稳定，加之历史上的统治者长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部分群众对新中国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存在疑虑。在此背景下，《毛选》的发行与传播，为各族群众打开了一扇了解党的理论与党的民族政策的窗口。通过阅读学习《毛选》，各族群众了解到共产党、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认识到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从而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准确的认知，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认同。如在新疆，牧民们说，读了《毛选》以后心里就亮了，懂得了我们为什么会得到这种幸福的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干部向来访外宾赠送的是哈达和蒙古文版《毛选》，可见在民族地区干部群众心中，《毛选》已经成为国家形象与表达友好情谊的载体。在西藏，《毛选》的传播让各族群众逐渐理解封建农奴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民主改革的必要性，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如西藏墨竹工卡县的一位贫苦农民买到藏文版《毛选》后激动地说：“毛主席是为我们穷人说话和办事的。我在旧社会什么也没有，现在有了土地、房屋、牲畜，生活过得很好，这都是因为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买了这本书，一定要努力学习，听毛主席的话，把生产搞得更好。”在云南，哈尼族战士通过学习《毛选》中关于阶级斗争与武装斗争的论述，将家族在旧社会遭受压迫的苦难记忆，升华为“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自觉革命意识。此外，设于北京的学习毛泽东著作展览也吸引了各族群众前往参观。一位广西壮族青年观展后写下留言：“各族人民都爱你，指路明灯方向对，人人爱读你的书。”参观者还自发对照先进榜样，表示要边学边用，把读书、对照、实践结合起来，严格要求，身体力行，进行思想改造，提高革命本领。这些真实感受与自觉对照充分证明，学习《毛选》促进了各族群众对人民领袖的衷心爱戴以及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与思想靠拢。
(三)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及发展繁荣
《毛选》作为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其中的思想观念、价值底蕴在传播中不断融入边疆民族地区文化生活，深刻影响着民族文化艺术的内容构成与发展方向，各地纷纷开始探索融汇吸收革命文化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其中，内蒙古乌兰牧骑结合《毛选》传播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事例较为典型。乌兰牧骑队员深入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在演出文艺节目同时，为边疆各族群众送书送药，共同劳作，深受群众欢迎。最初有队员抱有表演文艺作品为什么要参加劳动的困惑。但当他们学习《毛选》中的《为人民服务》《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后，思想认识发生根本性转变，认识到文艺工作者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乌兰牧骑的队员们时刻牢记毛泽东“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的要求，取材于当地真实事迹，自编自演了《在第一线上》《献给模范》《不能忘本》等一系列节目，在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在潜移默化中传播了革命理想与信念，充分实现了文艺创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毛选》的价值理念通过艺术形式传播到各民族地区，进一步走进各族群众，推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交融共生。各民族的文化元素也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成为传播革命理念和科学真理的新型载体。
(四)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干部群众逐步开展和深化对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学习，着力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以真正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与互助。要完成这些任务，必须在思想上摒弃“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两种错误认识，为中华民族大团结提供思想保障。《毛选》的发行传播，为此提供了权威理论武器。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关注到“两种民族主义”的危害，就民族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对此，《毛选》中有着深刻反映。毛泽东在相关文章中批判了旧政权的民族压迫政策，明确指出：“对于国内各少数民族，蒋介石的方针就是实施大汉族主义，摧残镇压，无所不至。”与此相对，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与路径。一方面，必须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主张“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同时“他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另一方面，必须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强调“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这些重要论述，从正反两方面为各族干部群众辨别和抵制关于民族问题的错误认识提供了思想遵循，指明了实现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正确方向。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就有朝鲜族委员指出，学习《毛选》是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搞好民族地区工作的唯一办法，正是这一理论内化过程的鲜明体现。
在实践中，结合党中央对民族工作开展的检查，各族干部群众开始有意识地运用毛泽东著作中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检视和纠正实际工作中可能存在的民族关系偏差。如内蒙古自治区组织干部系统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及毛泽东关于民族政策的论述，在实践中自觉批判狭隘的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错误，进而推动蒙汉民族关系向更加平等、团结、互助的方向转变。可见，《毛选》不仅切实在思想层面帮助各族干部群众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扫除了认知障碍，也在实践层面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提供了方法论支持。正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乌兰夫所说，毛泽东思想“不仅解决了各民族共同的问题，也解决了各少数民族的特殊性的问题”。《毛选》通过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理论语言和基本原理，帮助各族干部群众深入理解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历史逻辑和现实指向，促使学习者站在国家整体利益与中华民族立场上思考问题、开展实践，为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更为坚实的思想与行动基础。
作为承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经典著作，《毛选》始终闪耀着真理光芒。《毛选》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出版发行和传播，以党的理论为思想文化载体，不断浸润边疆民族地区群众心灵，持续汇聚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为各族人民共同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毛选》在民族地区出版传播的历程表明，党的理论既是具体的文化成果，也是指导实践的思想旗帜。理论的传播与运用，对于繁荣发展中华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多重意义。我们应继承和发扬在《毛选》出版发行和传播过程中的有益做法，创新探索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路径方法，更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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