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闵超现象是一种什么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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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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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伟大的教员——毛主席早就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毛主席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的好坏给出了评判标准：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现在我们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
事实上，今天世界与中国的现实有大量的问题需要给于解答。拿世界形势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共产主义还灵不灵？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就成了人们普遍需要解惑的问题。就国内情况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日渐突出，贫富分化严重，社会风气下滑，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找到有效的实现途径，舆论场上各种思潮交锋激烈，这些都亟待理论工作者的回应。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新时代的一项重大课题，且正在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进行之中。既然是一场革命，就需要对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方法等等现实问题做出明确的阐述。这些工作，都是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毛主席还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这些工作的好坏，正视问题还是回避问题，正确回答还是敷衍回答，深入还是肤浅，应该成为对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是否合格的评判标准。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闵超的研究工作吧。
闵超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作为项目的成果，闵超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期上发表题为《马克思1848年法国革命研究与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转向》的学术论文。这篇论文是他能够被聘为博士生导师的主要依据之一（《马克思主义研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办的学术理论期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众所周知，学术论文，尤其是博士学位论文，评聘博导的学术成果，必定要有创新点。闵超论文的创新点在哪里呢？他的论文标题点出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转向”。什么是“具体化转向”呢？根据他自己的概括，1848年法国革命研究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价值，表现为：
【一是实现了唯物史观总体叙事从“一般原理”到“历史具体”的嬗变，二是推动了唯物史观理论视位从“社会形态”到“国家形态”的转换，三是实现了唯物史观作用机制从批判错误思潮到介入革命斗争的深化。】
也就是说，闵超“发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转向点——从“一般原理”转向“历史具体”。由这个根本的转向带来了另外两个转向，而1848年法国革命的研究就成了这个转向的前后分界。
这真是一个“新”发现。
人们都知道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高度概括了马克思的一生。其中，关于马克思革命斗争生涯，讲话是这么说的：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
请注意，讲话指出，马克思“毕生”都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毕生”都在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恩格斯所列举的斗争，有1842年的，1844年的，1847年的，1848—1849年的，1852—1861年的，哪里有什么以1848年分界的，从“一般原理”到“历史具体”的“转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6年2月在比利时建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他们帮助国际性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且应邀参加了这个同盟，草拟了该同盟的纲领，即《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首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这难道还不算“介入革命斗争”的“历史具体”？
闵超把马克思主义——包括唯物史观——的发展，机械地，人为地分为“一般原理”与“历史具体”的两个不同阶段，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过程的。闵文中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创建，基本上归结于思想层面上交锋的成果，包括对以往哲学理论的批判性继承及对现存思潮观念的反思，却无视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紧密关系；认为马克思只是在1848年之后才转向具体实践，才“首次将唯物史观应用于现代历史阐释”。另一方面，闵文认为，在此之后，“一般原理”“已然成熟”，就只是具体应用与检验完善的问题了。这种割裂实践应用与理论创建的思想方法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创建，一刻也离不开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实践。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社会矛盾激化，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其斗争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现实条件和经验总结。1831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6年英国宪章运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等三大工人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和直接实践来源。其中，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尤其对马克思的思想发生重大影响。马克思热烈赞扬起义发出了“反对私有制社会”的勇敢呼声，高度评价德国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阶级自觉性和政治觉醒。我们不难在《共产党宣言》中看到这些评论的回音。
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创建，是在随时经历实践的应用与检验中进行的。1848年初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包括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具有代表性理论地位的伟大著作。其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难道不是唯物史观最辉煌的应用和体现吗？
这里还应该特别指出，恩格斯于1845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基于他1842-1844年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实地调查。他深入工人社区，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广泛的访谈，并查阅官方报告，以详尽而确凿的材料，系统而深刻地揭示了英国工人阶级极其艰难的生存困境和所受到的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与摧残。(这个调查报告让我们联想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难道不是实实在在的实践吗？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成为工人觉醒的催化剂，为《共产党宣言》提供了现实依据。（也正是在撰写这篇调查报告的过程中，恩格斯与马克思成为了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从此共同为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认为“一般原理”一旦成熟，就只需“具体应用”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要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个过程也是一刻也不会停止的。否则的话，十月革命就不会有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不会有了，就连《共产党宣言》那7篇“序”（时间跨度从1872年至1893年达二十多年，特别是其中总结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新鲜经验）也不会有了。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即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阶段的新特点，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还根本不可能涉及，而毛主席则有很重要的创新性发展。
毛主席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完整地阐述了认识论，也就准确地回答了“一般原理”与“历史具体”的相互关系。他在《实践论》中总结道：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
请注意：这是个“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啊！每一循环都基于实践而“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因此，机械地割裂这个过程，就直接违反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毛主席还就具体事物认识与抽象出一般原理的认识论过程做出了详细的分析：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
这里同样强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每一个循环“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而“不断地深化”，不能将其中一个阶段孤立起来，与整个过程割裂开来。
闵文在论证他的唯物史观从“一般原理”到“历史具体”的“嬗变”时，强调“就是马克思从发现历史规律到运用历史规律来解释历史事件”的“具体化转向”过程。这种把“发现历史规律”与“运用历史规律”相割裂的观点与毛主席所阐述的认识论直接对立。任何真理的发展，在“发现规律”中必然要随时经受“运用”的检验，而在“运用规律”中又必然会为“发现”不断提供新的养分和素材，这是一个“发现”与“运用”不可分割，相互促进，“循环往复”，不断深化，“以至无穷”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创建与发展，当然也是这样。
由于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也就造成随之而列出的两个“转向”的立论之偏。把“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相割裂就让人不解，社会形态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共同构成，而国家就是阶级社会里上层建筑中的主要部分。把“批判错误思潮”与“介入革命斗争”相割裂更让人不解。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革命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核心方法；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工人运动，无时无刻不是在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作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而这种斗争本身就是工人运动能够得以健康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怎么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呢？
对照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再来审视闵超的论文，就会觉察到论文撰写者竭力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词句中寻找差异以“发现”创新点的企图。这种脱离实际，在概念中兜圈子的研究对于中国今天的发展，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有多大的意义呢？由此让人们不得不发出叩问：对待这样的“研究工作”，从项目与论文的选题，国家重要刊物编辑部审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审批，乃至对研究者的高度褒奖，究竟是在做一种什么样的导向呢？
当年，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做了严肃地批判。他说：
——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
毛主席对这种情形的思想根源做了剖析：
——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
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还会有人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作谋生的饭碗，当作获取个人名利地位的手段和敲门砖。
26岁的年纪，恐怕是刚刚完成了从学校到学校的学习过程，还没有实际社会生活的体验。毛主席一贯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指出“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从这个角度看，质疑一个26岁的博士生能否担当博士生导师是有道理的。倒是在普通民众互联网上的发言中，涌现出许多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现实问题的生动的例子。尽管他们也许理论基础还不那么深厚，观点不尽全面，但他们直面社会现实或基于亲身实践的感受，给出直指实质的分析，要比那些坐在书斋里写出来的，充斥着自己生造出来的晦涩术语的文章，要好读得多，给人的启迪也多得多。
当年，毛主席把整顿学风作为整顿党风的重要内容。历史事实证明，没有那次整顿，中国革命就难以从错误路线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所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的导向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途与命运的大事，是决不可掉以轻心的。
最后，对于所有有志于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的人来说，都应该重温毛主席的告诫，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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