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被资本裹挟，把医院变成了追逐名利的赛场

　　医疗，本应是拯救生命、关怀人性的神圣事业。然而，在资本的强势介入下，医院的价值观被扭曲，一场关于利益的“追逐赛”正悄然上演。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逐步削减了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贴，使得医院必须依靠药品销售、高价检查等项目维持运营。数据表明，到2011年时，公立医院收入中约有40%来自药品销售，医疗服务本身(如医生诊疗与服务)占比虽超过50%，但与药品收入相辅相成。在这种体制下，医生的行为难免被引导向更高利润率的项目倾斜。虽然政府出台了诸如“九不准”等行业规范——禁止医务人员将收入与药品、检查等挂钩，也严禁违规收费与红包回扣行为。但现实中，这些制度与追利因素仍在持续博弈，对医疗行为的异化影响仍明显可见。

　　近年来，中国私立医院数量迅速增长，已经超过公立医院的数量，并在部分地区形成强势扩张。虽私立医院的“人均花费”较高，但实际服务量却低于公立医院，且资源更多倾向高端服务。这加剧了高端资源优先聚集、基层与公共医疗反而边缘化的现象。

　　与此同时，“过度医疗”在一定程度上也抬高了医疗成本。研究指出，医疗补偿机制虽能改善一些健康指标，如围产期死亡率下降，但也让平均门诊和住院费用显著上涨。当医院成为商业化机构，医疗行为便越来越受财务考量左右。患者承受的沉重代价与社会信任的流失高昂的医疗费用给很多家庭带来“灾难性支出”，尤其是慢性病和重大疾病患者，医保覆盖尚不完善，患者可能只能承担巨额医疗费用，甚至引发贫困与债务。例如，一位尿毒症患者每月需支付约1,700元，但保险只能报销不到三分之一，余下费用让家庭陷入困境。当病人怀疑每项检查每次处方背后隐藏利益动机时，医患关系难免变得紧张。失去信任的沟通无法进行，医院作为救治生命的港湾亦可能沦为利益纷争的竞技场。

　　为改善这种失衡状态，政府正在推进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扩大医保基金收入的同时，强化支出管控，截至2024年底医保基金结余已有稳健积累，并通过集中带量采购、DRG支付方式改革等手段提升效率与控制费用。与此同时，也探索将财政投入与运营收入设定合理比例(如1:4)，以减少医院对药检等项目的依赖，并引导医院少依赖高价资源。资本推动了医疗设备现代化与行业投资增长，但当利益主题占据主导，医疗的本质——救死扶伤便被边缘化。医院若要摆脱被资本裹挟的宿命，需要重构制度支撑，让财政补贴、医保机制与监管并行，回归科学诊疗、公共服务与医德本心。

　　惟有当医生不再被收益驱动，病人能真诚相信医院能守护其生命健康，我们才能真正把医院从名利的赛场中解救出来，让医疗重新成为守护生命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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