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 中卷 1939年12月

　　12月1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针对党内和军内存在着的不重视知识分子，不愿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思想，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这个决定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同日　延安各界举行追悼白求恩大会。毛泽东题写的挽词是：“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

　　12月3日　阎锡山的晋绥军进攻驻晋西南地区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抗日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制造“十二月事变”(即“晋西事变”)。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

　　12月初　约鲁迅艺术文学院戏剧系主任张庚谈话，提出在延安也可以上演一点国民党统治区作家写的作品，比如曹禺的《日出》就可以上演，应当集中延安一些好的演员来排演。

　　12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财政、经济和生产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现在华北的财政经济尚未统一，要做到统一须有统一的组织。中央财经部要成为全国性的组织，要统一收支、计划等。现在要收集材料，准备在七大作一报告。陕甘宁边区必须增加农业税，否则边区不能存在。建议由李富春作报告，向民众说明这主要是为了保卫边区，为了供给军队与干部的给养，否则不能争取全国的胜利。商业税应规定一定的标准。陕甘宁边区党代会应当开展党内反腐化的斗争。会议通过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

　　12月6日　关于晋西事变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同王稼祥致电朱德、左权、彭德怀，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等，指出：“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我们的方针是：“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晋西南、晋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

　　12月9日　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等，指出：晋西南新旧军已起武装冲突，晋西北武装冲突亦可能发生。我们意见，李井泉立即离开大青山支队，到晋西北加强政治领导。在晋西北组织军政委员会，统一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由李任主席。

　　同日　同王稼祥再致电八路军总部、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晋西独立支队等，补充说明对晋西事变的估计和我们的方针。关于对晋西事变的估计，电报指出：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但目前阎本人“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的时期，未至实行投降的时期。”“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决不能让投降派胜利，否则是很危险的。”关于我们的方针，电报指出：“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应利用阎尚未至下最后投降决心时机，应利用旧派内部的矛盾。“估计到新军可能打些败仗，发生叛变，并要准备打些败仗与一部分叛变。”“新军中、政权中、牺盟中的统一与决心第一要紧，一切真正不稳分子，必须开除出去。”

　　同日　为延安世界语协会题词：“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

　　同日　晚上，出席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他说：“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12月12日　关于巩固山西决死队第四纵队的方针，同王稼祥复电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政治委员罗贵波等，指出：“你们对巩固四纵队的方针是根本妥当的，望坚决执行之”。“如果你们能够不失时机而方法又很恰当又很适宜地去巩固四纵队，则晋西北阵地就基本上巩固了，最好是能避免武装冲突，又能巩固四纵队”。“你们是否经常与雷任民、续范亭二人接头。他们办法较多，你们要多同他们商量、讨论。要使雷任民能够直接指挥四纵队，号召四纵队的党员及新派团结在雷任民的周围，没有领导中心是不能胜利的”。

　　12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艾思奇关于准备陕甘宁边区文代会报告内容的介绍。艾思奇在介绍中说：新文化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特殊地说是三民主义的文化，还有无产阶级彻底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毛泽东发言指出：我认为不提三民主义文化为好，因为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有两派，一派是彻底的民主主义，一派是不彻底的民主主义。以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好，即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边区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民主主义的，应该宣传当前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时又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因此，学校也不能只教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而忽视当前实际任务。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

　　12月20日　为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在《新中华报》发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指出：“庆祝斯大林，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12月21日　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将在一九四○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学习白求恩》一文，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纪念白求恩》。

　　同日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党委、陕甘宁边区政府等联合举行的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并讲话。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

　　12月22日　设宴欢迎途经延安的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宴会后，陪同马占山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在晚会上讲话说：今天开会欢迎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马占山将军。中国古代社会即是欢迎有始有终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半途而废的人不被人所欢迎。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现在有些投降派，半途而废，他们是虎头蛇尾。我们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抗战到底。

　　1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反磨擦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陕甘宁边区的武装冲突自今年三月起，七、八、九三个月停顿了，现在又发生武装冲突，并且有中央军参加。陇东、关中对边区关系很大，我们不能让步。现在国民党抓住我们不愿破裂统一战线这一点，准备搞大磨擦，但也不能认为便会是公开的“剿共”战争，国民党怕公开。我们对付的方针是反磨擦，但方法要灵活。现已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反对磨擦。现在阎锡山表面上未投降，心中已投降，他在打新军便是投降，样子上还未投降，实际上已反共，样子上还没公开反共。我们要利用阎的这种矛盾，在拥阎之下反阎，在这种矛盾之下我们可以取得胜利。新军主要力量在晋东南，旧军主力在晋西南、晋西北。现在新军虽然打了两次胜仗，但局面还很严重，要准备长期斗争。这次的冲突，是新旧两派斗争的生死决斗问题，须严重注意，但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国民党自五届六中全会以后以军事反共为主了，与过去以政治反共为主不同。现在国内中产阶级更积极，马占山说投降很困难，中国没有武装民众不能决定问题。现在，我们要提倡坚持性顽强性。我们对陕甘宁边区须采取坚决争取的方针，一尺一寸也不放松。有磨擦也可以教育我们，实际上使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同日　关于晋西事变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贺龙、关向应，指出：晋西南拥阎讨逆战争，取得了第一个胜利，但旧军主力在晋西南还有颇大力量，这是阎锡山决死之争，他必以全力对付，请你们注意其严重性。如此战新军失败，蒋介石必增强阎锡山，倚之为反共降日的华北支柱，那时就麻烦了;如此战新军胜利，可能使阎锡山转舵。

　　同日　关于晋西事变，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第一二○师，八路军总部，彭绍辉、罗贵波等，指出：晋西北新派力量加上我们力量，可能造成优势，在反投降派的斗争中，如果方针不错，是有胜利把握的。你们对巩固新军及进步政权还须大胆地坚决地继续进行，并注意很有理由地应付阎锡山。阎已令赵承绶调兵进攻四纵队，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应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新军。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有利阵地，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第一二○师师部现在还不宜立刻到晋西北，但应立即准备于必要时转移。

　　12月26日　同王稼祥致电朱德、杨尚昆并彭德怀，指出：据王世英电告，阎锡山拟过黄河召集重要军事会议，晋西南新旧斗争将进入更严重阶段。晋西我军及新军力量均较薄弱，晋西斗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很大，请注意。

　　12月27日　《新中华报》刊载毛泽东向该报记者谈话，驳斥国民党军某战区司令长官部通报所散布的谣言。该通报称：“据报，毛泽东已由新疆返延安，在本月五日向其所属各负责人报告，李立三率领七百三十人，内有俄人及苏联飞机多架，将乘反攻敌人之际夺取中央政权，以兰州为中国之莫斯科。”毛泽东驳斥说：“这种消息是日本人造的，怎样由中国的战区司令部发出来，未免奇怪”。“一切想挑动国共分裂准备投降日寇的人，造作了千百件情报，但这一件是最拙劣的”。“‘夺取中央政权’，好大题目!明明是夺取边区，还在今年七月就把边区的旬邑夺取了，近日又夺取了边区的镇原、宁县两城，飞机大炮全使用上来了。据闻还要夺取边区的庆阳、合水、淳耀、富县，打下夺取延安的基础。前面是日本人大块地夺取中国国土，后面是中国人小块地夺取陕甘宁边区”。

　　12月28日　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将，缺一不可。”

　　同日　关于做好巩固决死队的工作，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彭绍辉、罗贵波等，指出：“据德怀同志电告，决死三纵队八团、九团、十二团已叛变，这是一个严重教训。”希望立即进行下列工作：加紧肃清与撤换新军中的反动分子及坏分子，北方局及三个区党委应尽量设法抽调自己的委员和派干部去新军帮助做政治巩固工作。“应坚决撤换新军中反动军官，军事指挥能力固属重要，然政治上可靠为第一要义，否则背叛事件必再发生。”“在拥阎讨逆口号之下，完全独立自主自筹给养，遇敌进攻则消灭之，这是整个山西的总方针。”

　　12月30日　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指出：你们需准备一切，将整个晋西北化为第二个五台山。你们的主要根据地是晋西北、绥德及吕梁山，望担起全部责任，师部宜即过来。

　　12月31日　同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总部、第一二○师，指出：“晋西南新旧军对战结果，我陈支及决二纵共五个团已于二十七日离开晋西南到达汾离封锁线以北之招贤镇，留保安旅及我之游击三团及游击四个大队于晋西南。”“目前整个形势，阎以全力进攻晋西南，准备得手之后，转攻晋西北，隔断华北与边区以及华北各个区域的联系。为此目的，中央军正在晋东南发动并准备随时增加晋西南战争，胡宗南一个师已到宜川东南，将牵动华北全局，关系全党的重大斗争。”“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电报还对军事部署提出了具体意见。

　　12月　主持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章定稿。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几位在延安的同志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毛泽东在第二章中，分析和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他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他指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关于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的性质，他指出“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一九四○年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结束以后，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总结了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第四节“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一部分作了修改，加写了三段话，主要内容是：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这一著作编入《毛泽东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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