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东来与欧文，跨越时空的共振，资本中开出的社会主义之花
在十九世纪的苏格兰克莱德河谷，一个名叫罗伯特欧文的工厂主做出了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决定：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四个月的时候，不仅不裁员、不停薪，还让歇工的工人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而在两个多世纪后，在遥远的中国河南的一位企业家于东来对采访者说：“1999年我赚了1700万，年底就决定拿出50%分给员工。”两人的选择如此相似，如同共振，跨越了历史的时空。
欧文所在的时期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上升期，然而，即使在那时，就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
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从乡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
在这个时期，和欧文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人想的都是如何大发横财，但欧文则不一样，他坚信：
“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
而工业革命给了他实践自身信念的机会。
在他经营的苏格兰新拉纳克大棉纺厂里，当其他资本家——那些欧文的竞争们——拼命延长工时、提高劳动强度，迫使工人(包括儿童)每天劳动13至14小时的时候，他却将工作日缩短为10个半小时，并更新机器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并且不再雇用十岁以下儿童。即便如此，欧文的工厂价值仍然增加了一倍多，且直到最后都在给企业主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而于东来在许昌经营的胖东来超市，同样以其“违反商业逻辑”的高薪酬、高福利模式令旁观者诧异。胖东来的普通员工月薪近万，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他们每周工作不超过36小时，加班一次罚五千，带薪年休假长达40至60天。将95%以上的利润都分给了员工。当被问及此举是否违背商业规律时，他回应道：“你对员工好，员工对顾客好，顾客对社会好，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企业也会向善向好发展。”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胖东来门店坪效达4.2万元/㎡，远高于行业平均的1.8万元，会员复购率超85%。2025年1至3月经营数据显示，胖东来集团整体销售额62.7亿元，净利润3亿元，缴纳税金2.68亿元。同欧文的工厂一样，对员工提供远高同行待遇的胖东来同样可以保持商业运营的欣欣向荣。
于东来和欧文，二者更深的共鸣恐怕正在于，虽然自身是资本家，但他们骨子里都有对劳动者的尊严的重视。
欧文管理的工厂中有二千五百工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本是极其复杂的，他们大多来自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救济院(当时英国的救济院堪称人间地狱)，很多是“极其堕落的分子”。但是欧文不仅为他们提供宿舍，还为儿童建立小学、中学，为工人建立夜校，他发明并第一次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满一周后就可以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在欧文的努力下，新拉纳克成为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官、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这一切仅是因为他使工人们生活在与同时代的劳动者们相比“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
于东来的经营实践同样体现了对劳动者的尊重。当其他资本代言人高喊着“996是福报”时，胖东来却在消减工时，给了员工令人艳羡的超长带薪年假;当其他老板们叫嚣着“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极力压低员工薪酬时，胖东来把大部分利润分给了员工;最近胖东来甚至还计划招聘刑满释放人员，给予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提前4小时下班”“10天不开心假”“安排员工出国游”“请假必须批”“高额的委屈奖”“周二闭店”“全年休假87天”“超长带薪年假”“下班以后不允许打工作电话”“不许加班”，甚至，对于招聘没应聘上的人，胖东来也会发200元的路费补贴，这些其他企业极少能有的福利体现的正式对“人”的尊重，这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简单的将人视为工具的人力资源管理，这是对被资本异化的劳动者的解放，正所谓：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资本增殖率的追求，对利润率的追求是大过一切公序良俗的基本法则，资本的增殖正来源于对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剥削与压榨。然而，历史与实践已经一再证明，当劳动者脱离资本的异化，不被视为简单的生产工具，而是生产的主人翁时，其所焕发出的能量将远超出资本的想象。大庆石油会战时期，工人们在零下40摄氏度的极端环境中工作，即使“寒风吹落棉帽双耳冻起泡”也毫不退缩。同样，大寨的“铁姑娘队”在艰苦条件下挖石挑土、兴修水利。大庆精神、大寨精神不正来自于被解放了的劳动者们的主人翁意识吗?而这样的奇迹发生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各个角落。
这种劳动热情与创造力的迸发，源于劳动者不再是异化的生产工具，而是生产的主人。在这种状态下，劳动不再是迫于生存的无奈选择，而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正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发展经济是为了人民谋福祉，而不是为了资本谋增殖。
欧文是个商人，是个资本家，但他具有着“像孩子一样单纯而高尚的性格”。他给了自己的工人以尊严和较好的物质生活，但他对此并不满足。在他看来，他给予自己工人的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他觉得自己为他们创造的远比同时代工人更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得到合理的发展和进行自由的生命活动。他敏锐地察觉到了，生产力的高速进步所创造的巨大的财富成果其实源自于劳动者，但这新增的财富却被极少数资本家所占有。在欧文看来，“到目前为止仅仅使个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富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于是，通过纯粹的商业活动，欧文发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他提出了共产主义，将矛头直指私有制，向旧社会的资本主义发起了不顾一切的进攻，然后不出预料的被逐出了官方社会，失去了全部社会地位，被所有的报刊所抵制。
欧文的实践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他所进行的社会实验，或许可以在一时一地成功，但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性挤压和资本逻辑的联合绞杀(包括武力镇压)下注定失败，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资产阶级铁拳的威力。但正如欧文后来组织的合作社或多或少地在实践上证明了无论商人或资本家都不是不可缺少的存在一样，空想社会主义为后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生长的土壤。马克思和恩格斯称欧文为“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创始人”，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批判吸收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产生的。
与欧文的处境有一些相似之处在于，于东来的实践在当今时代同样被资本所不喜。将大部分利润分给劳动者，给劳动者增加薪水，降低工时，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助于整个社会的更好发展，有助于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但从当下来看，立刻就会降低资本增殖率，更是会直接损害资本家私人的财富积累速度——对大部分资本代言人来说，让利于劳动者，比杀了他还让其难以接受。
更重要的是，于东来的实践，向劳动者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在春风吹满大地以来，逐渐被人们所遗忘的事实——原来站着也是可以把钱挣了的;原来劳动者是可以当家做主人的;原来企业家不必非得是周扒皮和黑心资本家，而也可以是劳动者的;原来做了主人的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和盈利能力是可以秒杀同类资本的无情压榨的;原来企业生产的目的可以不是为资本增殖，而是创造劳动者自身的美好生活的……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如此，为什么打工人还在做牛马?为什么打工人还要做牛马?
所以，资本控制下的媒体们针对胖东来进行的一次次狂风骤雨般有组织的攻击与抹黑接踵而来——毕竟背叛自己阶级的人总是更招同阶级的愤恨，而一个企图唤醒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意识的企业家似乎就更有理由让其他资本代言人们恨得咬牙切齿了。
但是，群众就是喜欢胖东来，人民就是要用脚投票来支持胖东来。毕竟，这样一朵从资本主义中开出的社会主义之花，人民怎会不爱呢?
欧文和于东来的实践都证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谓“不得已进行的压榨”，实为“不愿意放弃的贪婪”。当人们说“胖东来不可复制”时，实乃复制者不愿割舍用劳动者血肉换来的利润。
社会主义从来都不是仅存于彼岸、建立于幻想上的乌托邦，而是根植于大地之上的此岸实践。欧文与于东来，一个在蒸汽时代，一个在信息时代，都以资本之身反哺劳动者，以商业之形践行共富裕。他们在资本土壤上种出的社会主义之花虽然孤独，根须却深扎于马列主义“人的解放”的土壤——不是教条地呼喊口号，而是让工人早归家抱子，令劳动者昂首工作，使无产者重拾尊严。
我们应当为之赞叹，更应该为之斗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支持于东来以及其他和欧文、于东来一样的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而高尚的性格”的人的社会主义实践，共同呵护这些愿意重视“人的尊严”的属于社会主义的花朵，因为为这些花朵斗争，便是为我们劳动者自己斗争!
历史终将记住：曾有两个商人，为人民的尊严与福祉，宁做资本之敌。欧文的花朵凋零了，但那一缕异香，已在历史的风中，固执地弥漫开去，孕育出了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以及新中国……而于东来的花朵虽然还只能做一株盆栽，但盆栽也是希望——它证明毛主席所言“六亿神州尽舜尧”绝非虚妄的幻想：劳动者一旦成为主人，沙粒可聚成塔，微光能映星河。新中国三十年如此，于东来的超市如此，未来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亦当如此。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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