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铅毒，知而难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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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将铅称作“追杀人类千百年的杀手”，纵观历史，许多铅污染和铅中毒事件的发生都是人为放纵。血铅事件中社会更多关注儿童，但儿童之外还有些人更靠近铅中毒。

　　文 | 七四五

　　人类开发和利用铅的活动已经有了千年历史。作为一种常见的金属，铅在古人看来与其他金属似乎没有太多区别，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人类已经有了上千年的铅中毒史。近现代对铅的认识和处理实际就是一个科学认知、社会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博弈过程，一直都有少数人在掩盖和模糊铅的危害，只是在行为手段上各有不同。有人对铅的开发自然会有铅对人的污染，但纵观历史，许多铅污染和铅中毒事件的发生都归因于人为放纵，甚至纵容者宁愿自身也暴露在其中。

　　有人将铅称作“追杀人类千百年的杀手”，但操纵铅这个毒物的恰恰是人本身。天水血铅一案，不仅证实了铅污染从未远去，而且再一次证明了：作为工业时代的产物，看似男女老少“通杀”的铅中毒从来都是精挑细选受害者的。尽管我们经常说儿童是铅污染最大的受害者，许多血铅事件的确也是凭借社会对儿童的关心才得到更多关注，但在儿童之外还一直有些人更靠近铅中毒，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铅中毒史恐怕只能在沉默中慢慢度过。

　　一、含铅汽油一百年

　　工业革命促进了含铅制品生产的腾飞。当时的铅时常被用于制作器皿和容器等产品，在全球市场下这些含铅物也被更多人接触到。但真正让铅中毒问题复杂化的，是20世纪发明家小托马斯·米基利(Thomas Midgley Jr.)。

　　1916年，米基利加入通用汽车公司。彼时通用公司正在汽车市场上与福特公司进行激烈竞争，自然不愿放过任何改进汽车的可能。米基利当时发现把四乙基铅化合物加入汽油可以使发动机的运行更有效率，并能很好地解决早期发动机“爆缸”问题。在通用的支持下，含铅汽油被立马安排生产。1923年，通用汽车公司联合杜邦公司和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一同成立了四乙铅汽油公司，并放出豪言称“世界愿买多少四乙铅，它就生产多少四乙铅”。

　　毫无疑问，含铅汽油的推广会大大加剧大气中的铅污染从而影响人的健康，米基利对此心知肚明。为此他在推广四乙基铅时故意将其简称为“乙基”，以此避开“铅”这一字眼。在通用和米基利的安排下，四乙基铅被包装成“上帝的礼物”，含铅汽油迅速在美国广泛使用，不久便在全世界推广开来。

　　掩耳盗铃的行为并没有阻止铅污染的到来。那些在生产一线的工人成为含铅汽油的首批受害者。1924年10月30日，标准石油公司新泽西工厂5名工人因铅中毒死亡，至少35人送医院抢救。接着又发生杜邦公司新泽西工厂6人死亡，次年5月，美国卫生局正式介入调查。在多名工人发疯和死亡之后，通用公司被迫关闭一个“乙基”工厂，但含铅汽油依然在市场上制霸。与此同时通用也打响了一场认知战，一边向美国卫生局施压反对禁铅，一边阻止科学界任何试图替换含铅汽油的努力，最终让不少人相信铅“是人体必要的一种金属”、“人类早已经形成了对铅的耐受”。面对社会的质疑，通用始终不承认铅污染的真实危害，并花重金请来卫生专家为其撑腰。甚至有高管开玩笑称工人死因是“太过努力”;而米基利更是将四乙基铅视如己出，拼命为它辩护。在记者招待会上，米基利亲自把含铅汽油倒入手中，当众吸入一分钟的挥发物以证明其无害。然而，脱离公众视线后，他又不得不向公司请假并接受治疗。

　　在含铅汽油畅通无阻行于市场近三十年后，美国学界站出现一位“吹哨人”。克莱尔·卡梅伦·帕特森(Clair Cameron Patterson)，这位参与过曼哈顿工程、测定地球有45亿年历史的科学家，在为石油公司勘探海洋油气资源时，无意发现了海洋和大气中铅含量在四乙基铅发明后迅速增长。在他确定铅污染对大众健康的危害后，帕特森将其后半生都投入于对抗铅污染的事业。

　　帕特森开始在学界力图推翻过去通用团队提出的“铅无害论”，这也意味着要和学界主流声音唱反调。许多与铅工业有关联的科学家、工程师们纷纷发文抨击帕特森，连美国卫生局和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也在学界“封杀”了他。石油企业也没有放过帕特森，不仅撤销了对他的资助，还向他的学校施压以取消他的教职。但这些打压与排斥都没有让帕特森动摇，反而让他认为消除铅中毒的意义更加重要。60年代起，帕特森跑遍地球，测试了城市、远洋、山地、南北极、地下等各个角落的含铅量。在70年代，帕特森正式得出结论：地面环境中的铅含量比海底高出80倍，大气中铅含量比一世纪前增加了百倍，而现代人骨骼中铅含量是古人的700至1200倍，特别是在含铅汽油使用量大的地区，铅污染的程度更加夸张。

　　一些医疗上的突破也在配合帕特森。上世纪70年代，医学界在铅会影响儿童智力这点上已有共识。对血铅的测量也更加精准便利，甚至有一份报告称60年代美国儿童铅中毒率已经高达80%以上。帕特森的证据大大震撼了美国社会，迫于社会舆论压力，1970年美国环境保护局发布了空气清洁法令，开始对机动车尾气排放作出限制规定。70年代的美国汽车企业在日系车的竞争下元气大伤，通用也不再有一手遮天的能力，只能承认过去掩盖含铅汽油危害是“错误的”，许多车企也开始设计生产无铅汽油发动机。1986年，美国决定停止销售一切含铅汽油，美国人血液里的铅浓度立即随之大幅下降约80%。

　　我国于2000年停止生产和销售含铅汽油，2021年7月含铅汽油在地球上彻底根除，联合国将其视为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但由于禁用时间较晚，地球大气中的铅污染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所以即便各国已经不再使用含铅汽油多年，其带来的污染依旧在影响人们。

　　二、“好水”与“坏水”

　　终结含铅汽油是环保的一个里程碑标志，但铅污染还有其他源头。虽然早早告别含铅汽油，现在美国治理铅污染仍然有两大难题：一是旧铅矿在附近地区遗留的铅污染，二是依然广泛存在的饮用水铅污染，二者往往并同存在。上世纪末美国开始削减本土铅矿产量并选择多进口铅，本土铅矿产生的污染由此日益减少。不过就整体而言，单靠转移铅产业至多能减少美国本土的铅污染，那些接受铅产业转移的国家(如墨西哥)恐怕还要再经历一遍美国那样的铅污染史。而真正让美国人“头疼”的还是饮用水中的铅污染。

　　2014年美国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市(Flint)为节约开支秘密将水源更换为本地水。作为美国曾经的汽车城，弗林特本地水源因为污染而腐蚀性更强，导致本地老旧铅制水管被侵蚀、大量铅溶解到自来水中。此后一年多当地居民陆续出现铅中毒的表现，而在收到水源污染的警告后，当地政府依旧驳回了市议会外地购水的建议，这一举动直接加剧了本地的恐慌情绪。直到2015年10月市长才正式承认水污染，2016年1月州长又对此公开道歉，同月奥巴马宣布对弗林特进行援助。弗林特水源危机是21世纪美国最著名的铅污染事件之一，直接导致至少15人死亡，另有10万当地居民面临铅中毒风险，而市内人口最多的低收入人群和非洲裔美国人则成为此次危机最大的受害者。在此次“人祸”的追究中，裁决的各类政府赔偿至今没有完全落实，包括州长在内的几名官员被以渎职这样的轻罪起诉，而且到今天仍未有官员实际入狱。

　　自18世纪耐压廉价的含铅水管开始在全美国范围安装，到如今这一举措已经演化为环境灾难，而现存旧铅管恰恰最多分布在弗林特这样的没落工业城中。虽然1986年以后美国已经禁止安装新的铅管，但许多老旧的铅管一直拖延到今天也没完成全国替换。在弗林特这样的地方，本地财政之窘困使其无力自行更换，当地居民只能长期活在“好水”与“坏水”的不确定下。虽然2024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要求水务公司在未来10年拆除所有铅管，但由于特朗普和拜登交替执政导致的政策摇摆以及各地资金缺乏，一些专家估计铅水管可能还要再陪伴美国人50年左右。

　　三、2025年只是中国铅污染的普通一年

　　铅污染第一次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大概在2010年前后。自那时起，全国多地连年扎堆曝出铅污染和铅中毒事件：2006年甘肃省天水市一冶炼厂排放致麦积区334名儿童血铅异常;2009年8月初，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有615名儿童检测出血铅含量超标，疑似和当地东岭冶炼公司有关。同年9月上海浦东新区康桥镇陆续发现血铅超标儿童，嫌疑指向当地排铅最多的上海江森自控国际蓄电池有限公司;2010年3月，四川省隆昌县又有88名儿童血铅超标，疑似和当地回收废蓄电池的隆昌忠义合金公司有关;2011年各地铅中毒事件愈演愈烈，1月安徽怀宁、3月浙江台州、5月浙江德清和广东紫金均有多人血铅超标查出;2015年云南省兰坪铅锌矿被曝出周边土壤污染指数严重超标，附近居民存在重金属中毒高风险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曝出的污染企业中，许多都是符合当时环保排放要求的“绿色企业”。2014年《民生周刊》刊发了著名的《“铅毒”难消》一文，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梳理近年各地“血铅事件”，似乎难逃这样一个怪象：企业“排放合格”与居民“血铅超标”同时存在。这些事件背后几乎都存在当地政府为追逐经济利益，或默许或纵容设立高污染企业的影子。

　　这些污染案例走的也都是一条经典路线：工厂在转移到靠近农村的地区后，将污染也带到了当地，在各自不透明下当地人对污染多半后知后觉。特别是包括铅在内的重金属污染，其“来无影、去无踪”，中毒者早期并无明显表现，对其检测也有更高的技术要求，再加上偏远地区医疗水平有限，导致许多污染都属于“意外发现”的结果。但即便发现了污染，受污染地区的群众在维权中也存在诸多困难，面对合乎排放标准的企业，空凭中毒的身体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结果。2014年湖南省衡东县大浦镇有300多名儿童被查出血铅含量超标，有记者采集当地居民家中灰尘样本发现其中铅含量超生活居住用地标准21倍，其他重金属也严重超标，当地一化工厂因此有最大的嫌疑。但当地环保局表示该化工厂“管理基本到位”、“目前来说是达标的”，甚至有官员称儿童铅中毒的原因是“咬铅笔”。同年12月53名家长向衡东县法院提起诉讼，但之后陆陆续续有许多家长选择撤诉，到2015年8月一审判决时，在仅存的13位起诉家长中只有两人共获得了2万余元赔偿。原被告双方对此均不满意，从衡阳市中级法院一直上诉到湖南省高级法院。直到2018年双方终于达成调解，7名原告家长最终分别获得了4万至9万元不等的赔偿，但舆论对此依然不满。这桩“儿童血铅第一案”表明了在此般条件下，治理铅污染的道路似乎只会越走越窄。

　　自2015年 “史上最严”环保法实施以来，按日计算处罚让企业违规排放的成本大大增加，环保方面的执法力度也有了加强，重金属排放标准也有所收窄，这些举措都有利于减少铅污染。但重金属污染天生自带的中毒潜伏期长和不可逆两个难题，意味着对于已有的铅污染我们只能暂且与之共存。2014年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一些接受调查的铅污染点位已经超标1.5%，而这一指数在11年后的今天恐怕只增不减。在已经发生过严重铅污染的地区，这一数据只会更加恐怖。

　　四、沉默的受害者——以铅酸电池产业工人为例

　　如果普通人接触到铅污染属于“意外”，那么一些产业工人则可以说是每日都笼罩在铅中毒的阴影下。在工业排放中，铅酸蓄电池产业算是一个典型铅污染源。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铅酸蓄电池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大国，2024年全国铅酸蓄电池产量约745.1万吨，其中的产业工人更是难以统计。

　　国家规定的接铅作业工人的血铅生物限值为400μg/L，大于600μg/L即可诊断为轻度中毒。从一些工人的体检中不难发现血铅超标者并不稀有，现实中职业性慢性铅中毒可能就是接铅作业工人忙碌半生后的“回报”。2020年，河南新乡市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和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对河南某铅酸蓄电池厂内工人血铅水平进行调查，发现5个常年接铅岗位空气中铅浓度都存在超标现象;同样在河南，2022年濮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对本地一电池厂进行调查，2626名工人中仅有891人低于200μg/L，366人血铅水平超过400μg/L，17人超过600μg/L。

　　国内铅酸蓄电池企业长期以“多而小，小而散”的特点分布，导致各地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小型电池企业，甚至不乏“黑作坊”。现实中这些企业在铅污染防护方面最容易出现漏洞。鉴于铅中毒的特性，实际中能保护这些高风险劳工的手段并不多，主要还是依靠穿戴劳保设备和保证作业环境，但这些措施在实际落实中变数最大。2022年一次对韶关市全部19家铅酸蓄电池制造企业的卫生调查显示，该行业的职工健康保障存在诸多隐患：部分企业没有岗前和离岗体检、一些体检未覆盖所有接铅工人、工人工作环境铅尘浓度高且通风不良、个人防护用品配备不齐等等。此外，职业病高发病率又与患者工作的高强度有密切关联。在盛行两三班倒的工厂里，工人经常与有毒有害物质进行密集接触，无形中提前了职业病的爆发。虽然从一些职业病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近年来职业铅中毒人数有所减少，但在目前条件下，接铅作业工人始终存在铅中毒的系统性风险。

　　不同于其他职业病，职业铅中毒患者在维权上还面临一些特殊的困难。首先一些厂方会在体检方面动手脚：如2022年常州某电池厂出现有女工流产后，70余名工人自发体检查出血铅超标，而该厂虽然每年为员工进行体检，但从未告知工人任何结果。其次，职业病认定本身就是一个麻烦的过程，许多患者因为无法凑齐各类材料而被诊断机构拒绝受理。即便得到认定，一些慢性铅中毒工人往往在很久之后才被确诊，而这样的“超期”很难为工伤受理提供及时的支持。《中国青年报》在2011年曾经报道称有工伤职工经历10年时间维权却没有拿到任何赔偿，呼吁尽快简化公伤处理程序。

　　尽管铅酸电池行业已经戴上最大铅污染来源的帽子，铅酸电池本身可观的利润依旧能让其继续维持下去。一般铅蓄电池平均使用寿命不过二三年，这也就意味着还有广阔的更换与回收市场空间。虽然有人将锂电池视为铅酸电池污染破局的关键，但只要这个市场依旧存在，电池厂中就继续会有工人与铅相伴，风险依然会让步于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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